为什么说未来华夏复兴后的立国之本是“真正的儒教”？
为什么说未来华夏复兴后的立国之本是“真正的儒教”？
末学有幸学习孟晓路先生《中学统摄天下学术略论》，反复读之，敬佩至极，深感此论高屋建瓴、立意宏远，实乃当前中国所必需，也完全可以作为未来中华文明复兴时期的学术指引纲领。中华学术最终复兴，必要探索并实践此论所提出之构想。不揣简陋，试简说学习感想要点如下。
1、从中华万年信史角度来看，中国是人类唯一母体文明
从目前已知的各种证据来看，只有中国才是地球上唯一可信的自古传承至今的文明。如果说中华文明孕育了人类文明，那么这个判断也是绝对不为过的。有记载的可信的文字记录，各种考古资料，文明迁徙遗迹考察，都可以直接证明或者间接证明，中国才是人类唯一母体文明。我们应当勇于当下承当，勇于打破西人伪造的历史体系，直面中华万年信史。中国才是人类目前唯一具有万年信史的文明国度。自古以来，中国人文繁盛，历来是地球的科技、政治、乃至地理等等的各种文明中心。本号此前多有论证。感兴趣的可以详细阅览。
《西学之中学渊源》西方伪史考辨简析
2、孔子是上古中古至春秋时期的中华文明的文化学术集大成者
只要潜心研究中国自古以来的学术传统，就明白此为万古不易之公论。
“然自孔子删述六经以来，儒家所传承者即为六经，而非仅诗书礼乐四经，孔子之前无所谓儒家也，儒家以孔子为开山也。故儒家所传承所尊奉者自始即为六经而非四经。道家所相应在易与春秋则亦有说焉，道家之学确实尊奉易经显然，然未见与春秋有何关系也。易经天道，春秋人道，道家之学偏于上求天道，此从天下篇下文论老及庄之文最显然，乃庄自道也，亦最足依据，故道家可说传承易经，未可说传春秋也（春秋道名分以安立世间之秩序也，老子曰不尚贤使民不争礼乐者忠信之薄也庄子则欲游于无何有之乡皆菲薄名教而欲离世逍遥，正与春秋道名分之旨相反）。由此，则儒家实传六经之全，故为道术正传也，道家只传承易经一经，不得六经全体，故非道术之传而为方术也。故庄子以六经儒家（孔子之徒）为道术正传，而自居方术，非自谦也，乃真有自知者明也。”——摘自孟晓路《中学统摄天下学术略论附录：与张文江先生通信论学》
在《大唐西域记》开头有这样一段话：“至于君臣上下之礼，宪章文规之仪，人主之地无以加也。清心释累之训，出离生死之教，象主之国其理优矣。”（《大唐西域记》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7页）这是玄奘大师对中印文化的一个总概括。在前文，玄奘大师把他当时所见的人类分成了四主。东方人主，指中国。南方象主，这指的是印度。西方是宝主，北方是马主。西方宝主就是阿拉伯的商业民族，以宝为上故。北方马主就是我们北边的游牧民族。他各说了一段四主之地的民风、民性，最后总结他们的文化，这四主中，以中印文化最为突出、最为高级。具体来说，中国文化最优长的方面是“君臣上下之礼，宪章文规之仪”。就是礼乐文化，乃安立世间讲求做人治世的教法，所谓内圣外王之道。而印度最长的是“清心释累之训，出离生死之教”。这就属于出世间了，是出离生死的教法。所以，中国文化是以世间法为最优，印度文化是以出世间法为最优。佛教就是印度文化的顶峰，所以它的所长仍在于出离生死之教。佛教的出世间法最为圆满，儒教的世间法最为圆满，
所以我下面写了一段话：以儒家六经为代表的中国学术、中国文化，对世界学术文化的最大贡献就是人伦的设立。周礼春秋所设立的这一套制度即周孔教化为人类所开创的这种生活样式是天下最好的。其他的两个文明也就是印度和西欧的文明，在这个方面都无法与中国相媲美。这是我们的结论。
以儒家六经为代表的中国学术、中国文化，对世界学术文化的最大贡献就是人伦的设立。周公制礼作乐，孔子做春秋当新王，对周公的礼乐有所损益，开出一套春秋制，所以周礼春秋所设立的这一套制度，周孔教化为人类所开创的这种生活样式是天下最好的，是其他两个文明所无法比拟的，这是我们的结论。为什么说中国的教法是最好的？我在《儒家之密教》的序里边有一个论述，我们说儒家是做人的教法：
然深究之，此种人乘却与他种人乘大有不同。盖他种人乘皆系消极遮情之相信戒律之精神，试观耶教犹太教之旧约、回教之古兰经、婆罗门教之摩奴法典有一能外此乎？即佛教之五戒虽稍有不同（前者其戒律为铁定不可打破之教条；后者之戒则讲开遮持犯，允许行权），然亦必摄于此中之分齐也。而儒家则为积极表德之相信良知之精神。五常作为法则乃积极之善，本来即与消极之五戒不同；更关键者，儒家之做人，于内心之良知与外在法则两者中，其重心乃在前者也。此种精神从孟子兢兢于辨别由仁义行而非行仁义，最能见出；其余如中庸之率性、孔子之思狂者而恶乡愿等则不胜枚举也。此种精神何其高明，非但他种人乘远不可及，即佛教中之声闻缘觉菩萨等权乘亦非所及也；却与佛教之一乘正相通，一乘即禅宗。诚然于世界上所有之教法中能不假于他直指人心者，数来只有儒家与禅宗二者矣。且儒家多谈心之用，禅宗多谈心之体；故前者正可为后者之最佳基础。达摩之师般若多罗尊者告之曰东土震旦有大乘气象，以此也。禅宗于印度一直单传未能开宗，却于中国衍成滔滔法流，亦以此也。故仅判儒家为人乘，尚系相当模糊之认识。必判曰儒家乃直通一乘之人乘，则庶几有少分相应矣。
——孟晓路《儒家之密教：龙溪学研究•序言》（河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儒教已经深入中国人血肉骨髓
儒家实乃自古传承之中华文明正统，万年以来融化进中国人骨髓。日常生活中随处可以碰到、体会到。譬如尊老爱幼的思想，翻开《孝经》读一读，其中思想何其深邃至深，的确圆融无碍，实为自性至善之流露。仅此举一例而可窥全豹。儒之思想，绝对不是嘴巴上说割裂就可以割裂，说抛弃就可以抛弃，早已融化进中国人的血脉骨髓，哪里能够说扔掉就扔掉了呢？！
儒家是“大人”文化，所谓大人，就是品德极其高尚之人，天地合其德，这里的深刻内涵实际上已经涉及到形而上的问题了。也就是说，所谓儒家，也就是由大人引领整个社会走向积极的主动的品德高尚的社会发展道路上。
甲骨文“儒”，即正确地建立了从“儒”字的甲骨文字形到《说文》字形之间的演变链条。
儒的甲骨文字形由两部分组成，主体结构是“大”，然后是分布在大两侧的四点。有些字例中的点数不是四，这无关紧要。要正确理解儒的字源的内涵，就需要正确理解“大”，以及两侧的四点。“大”的本意是“大人”。“儒”字的核心结构就是“大人”。“大”两旁的四点，也的确可以表示水，在甲骨文字形中，很多情况下，“水”并非是指实际上的水，而是借用水的属性，就是“遵循”、“顺应”，象水一样“遵循”、“顺应”。这样甲骨文儒的字形的意思就是“遵循大人”，或者说儒作为“大人”应该以身作则，让自己成为社会的准则和榜样，引领社会，让社会去追随、遵循。这里的关键是“大人”和“遵循”的内涵究竟是什么。下面我将提供两个方面的证据。一个方面是甲骨文的，从甲骨文本身中找证据，以甲骨文证甲骨文。另一个方面则是《四书五经》的材料，尤其是《易经》的。
先以甲骨文证甲骨文。与甲骨文“儒”字形和含义非常接近的另一个甲骨文就是“法”。先看一下“法”的字形演变链条。
“法”的本字是“去”，或者说在甲骨文时期，“法”、“去”同字，到了西周，“法”字通过增加两个结构，从“去”中分离出来。
“去”的甲骨字形为上“大”，下“口”。这个“大”与“儒”中的“大”一样，都是指“大人”，“口”则代表“大人”的语言。甲骨文“去”的字形含义是，去找大人，倾听大人的语言。然后由这个具体的去，扩展到一般的去。
下面我们会进一步详细介绍，所谓倾听“大人”的语言，其实就是找德高望重的“大人”评理。现代人有了纠纷会诉诸法律，而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则是去找“大人”去评理、说理。“大人”就是为人们评理的人，解决纠纷的人。而且这种纠纷主要是契约纠纷、合约纠纷。
在甲骨文和西周金文中，“儒”和“需”是同字的，从目前的资料看，到了战国时期，“儒”才加“人”旁从“需”中独立出来。“儒”指的是“大人”，而“需”则是从普通民众这边来说，他们需要“大人”，在纠纷时需要“大人”去为自己解决纠纷，就象现代人需要公检法等政府部门一样。即“需”的本义是对“大人”的需求，然后再扩展到一般的需求。也就是说“去”和“需”在最初的对象都是“大人”。“去”是去找“大人”，往“大人”的方向去，“需”则需要“大人”。
——摘自蔡历《用甲骨文和《易经》追溯“儒”的起源和真义（一）》
庄子天下篇是吾人讨论学术史的最为权威也是最能合乎学术史真实的文献，此中已经比较明确地成立了经史子本数器末度的结构。天下篇云：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道体之学，系于末度器用之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以上言三皇五帝三代未裂大全之道术（内圣外王之道）也。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此言道术之传，其一在史官所传承之史学也。数度即本数末度，二者齐言，可见史学是包举体用的浑整之学，后世多门器用之学如政学法学商学地理皆从此分出；其在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此言道术之传，其二在士大夫所传承之经学也。此经学即吾人四学之包举儒家在内之经学，而非七略四部之排儒家入子学之经学。先言诗书礼乐，继言诗书礼乐易经春秋者，则以经部之演变实经历此两阶段也。孔子定经之前，周之官学以诗书礼乐造士，即经部之前期阶段也；此时经部包含诗书礼乐四经。至孔子则删诗书定礼乐，于此基础上又赞易作春秋，将以上合为六经，是即经部之最终确立阶段也；此时之经部正式包含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此言道术裂为方术，即成立子学也。此处百家之学仅系设于中国者，则道术散于天下而设于四夷者如婆罗门祆耶回诸教，亦当入子学于理可知。又天下篇下文所列诸家即当时设于中国之方术子学也，其中无儒家。此正与上文合。盖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即儒家，已附入道术之经学，故方术子学中当然不列儒家也。故天下篇乃吾人将儒家从子部移入经部之最权威最重要之依据。吾人与其信向歆，不如信庄子。即儒教与他教之性质与地位不同，唯有儒教乃传承经史道术之教，唯有儒教以六经为根本所依，他教则从经史道术中分裂流出的方术之教，不以六经为根本依，而以各自教主所说为根本依也。故宜将儒家附属于六经，而不当将儒家从六经中割出置入子部也。又佛教五明中之内明、耶教之圣经圣传合起来当中学之经部。内明有经藏有论藏，论藏即佛教大师之著作也，有释经论有宗经论；圣传即教父之著作也，中有释经之作，亦有悬论之作也。故传承道统之大儒的著作无论注疏还是通论，皆当入经部，而不当将其通论割入子部也。又经典必不能离开解释系统而独存，而一个完满的经典解释系统，除了注疏（释经论）之外，通论（宗经论）亦必不可少。故传承道统大儒之著作当入经部，而不当排入子部也。事实上，四书五经这个系统已经将曾子子思孟子从子部移入经部，可作为吾人今日所作的更大调整的先例。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最谬，并退六经儒家与其它家派平列，甚而以道家居于六经之上故。向歆之七略较司马谈高明多矣，能知独尊六经故；然仍有欠也，尚将儒家留滞于子部与诸家并列，未能如庄子将儒家与六艺一并提置于独尊之经部故。
隋书经籍志可与庄子相发明：是以大道方行，俯龟象而设卦伏羲画卦也，后聖有作，仰鸟迹以成文仓颉造书也。书契已传，绳木弃而不用；史官既立，经籍于是与焉。文字即由黄帝史官仓颉发明，而最早用字纪事者亦是史官；故史官乃一切经籍之源也。夫经籍者，先聖据龙图，握凤纪，南面以君天下者，咸有史官，以纪言行。言则左史书之，动则右史书之。故曰君举必书，惩劝斯在。考之前载，则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类是也。下逮殷周，史官尤备。记言书事，靡有阙遗。则周礼所称，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八法八则，以昭王治；小史掌建邦之志，定世系，辨昭穆，内史掌王之八柄策命而贰之，外史掌王之外令及四方之志志，记也。四方之志谓若鲁国之春秋、晋之乘、楚之梼杌。三皇五帝之书三皇五帝之书即楚灵王所谓三坟五典也，御史掌邦国都鄙万民之治令以赞冢宰。此则天子之史，凡有五焉。诸侯亦各有国史，分掌其职。《春秋传》，晋赵穿弑灵公，太史董狐书曰赵盾杀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齐崔杼弑庄公，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楚灵王与右尹子革语，左史倚相趋而过。王曰：此良史也，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然则诸侯史官，亦非一人而已，皆以记言书事，太史总而裁之，以成国家之典。不虚美，不隐恶，故得有所惩劝，遗文可观，则《左传》称《周志》，《国语》有《郑书》之类是也。按：此即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之详解也。即此道术在春秋以前，乃由世代相承之史官传承之也。此又分两个阶段：一上古阶段，此时之学术经史未分，然自有其类别，即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体系也。至周则有典法则、志、策命、令等，俨然已具后世史部之规模。又礼记王制载：乐工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故经部早在西周亦已有其大概。又从周礼可知，器学在其时已然大备。由此，则中国学术发展至周初已具备经史器学之体制。三学各有传承之人：史部史官传之，经部士大夫传之，器部之传则散在各种身份也。据周礼，则工学司空百工传之，农学司徒稻人虞人土训牧人等传之，方技医学则医师传之，术数则太卜卜师龟人占人占梦等传之，兵学则司马传之，刑律学则司寇传之，礼学宗伯传之，天文学则冯相氏保章氏传之等等。诸学皆有专守，科目完备而详晰；颇令直线进步观之信徒挢舌不下也。此时学术之传全在官学。暨周室道衰，纪纲散乱，国异政，家殊俗，褒贬失实，隳紊旧章，孔丘以大圣之才，当倾颓之运，叹凤鸟之不至，惜将坠于斯文。乃述易道而删诗书，修春秋而正雅颂。坏禮崩乐咸得其所。自哲人萎而微言绝，七十子散而大义乖。按：斯即其在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也。春秋之世，纲纪隳颓，学校废弛，王官失守，学术遂散于民间。孔子首倡私学，删定六经以为教，经学始最终确立；其传承者亦从世袭之贵族转为不拘出身或在野或在朝之儒家士大夫也。哲人指孔子，最终确立经学之人也；七十子即孔门诸贤，传承经学之儒也；是为邹鲁之士（在野之士）缙绅先生（在朝为官之卿大夫）之起源。战国纵横，真伪莫辨；诸子之言，纷然淆乱。圣人之至德丧矣，先王之要道亡矣。按：斯即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也。子部由是而立。天下篇下文云“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摘自孟晓路《中学统摄天下学术略论》
4、德国哲学源自中国，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源自中国
虽然马克思主义思想源泉是中华文明，但是马克思的思想体系在形而上学方面有严重缺陷，不能涵盖中华儒释道。这一点是必须要改正的。否则未来在应对西方宗教入侵方面将长期缺乏有效应对举措。
德国哲学起源于宋明理学。不再赘述，具体参考孟晓路《西学之中学渊源》、董并生《虚构的古希腊文明》
《西学之中学渊源》西方伪史考辨简析
5、中国学术自古以来是天下学术
未来两三百年后，中国引领全球建立完善地球大同世界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夏学时代，中华学术彻底完全复兴的三个阶段：初始国学，中期中学，最后是夏学。夏学时期，必将是儒教为经教，儒释道耶回等为子教，其时，地球人类将在中国引领下，建立一整套的符合地球人类和地球生物圈的合理的可以长远生存的和谐生态发展模式，而不是现在的纯粹向大自然无节制索取不可持续的科学邪教发展模式。
“经史子器四部，前三种属于道学，有关道的学问，也就是混整的、不分科的学问。这个器学就是分科之学。所以道也可以说就是体，这个器学就是用。我们就说属于道的学问是一种混整的、根本性的学问，而这个器学就是分科的、应用的学问。这个器学具体就应该包括什么呢？我列了12个门类：文学、艺术、理、工、农、医，你看理工农医我们都很熟悉，它在今天都有。还有政学、法学、商学、兵学，今天说的知识学，它在今天好多都有，还有术数，术数要单列，还是要保留这个，你看，这个术数在这，这个方技，这个医学它在这，还有地理就全了。一共十二个门类，这个器学里边一共就包括这十二个门类。你看这些都是应用学问。文学，文赋总之是一种应用型的学问。所以这个韩愈说文能载道，就是说文是道的一种载体，能够发出它的作用。艺术当然更是实践性、应用性的学问了。理又包括天文和算学这两门，这是我理解的理，那么工这个就不用定义了，总之就是工学，工程技术之类的，就相当于今天技术，所有的技术都可以放到工学里边。农，这也不用定义了，传统的农学，包括西方的农学，这个所有跟农业有关系的。医学，跟治病有关系的，当然这就是中国式。中国的政治学学术。法律，也可以叫做律学。商，就是今天的经济学。兵，军事学。术数，今天没有，不承认，认为个是迷信。但是我们今天这个是学问，不是这个迷信。地理学就是我们《史书》里边《地理志》所记载的内容，跟今天的地理学有所不同。所以这些有一些是从《史部》里边移出来的，这就是我们所做的调整，比如说地理和政、法这三科都是从史部里边移到了器部里边，其他的这些都是从子部里边移出来的。也就是说器学，除了文学之外，这十一门有的，其中这三门是从子部里边移出来的，把另外八门是从子部里边移过来的，所以连原来的文学合起来组成一个器部，就是这个应用的分科之学。然后在这三个主要学科还要继续的搞清它的关系。属于道学的，又分成道术和方术两门，我们就是用的《庄子•天下篇》里边的术语，所以道术就是这个一统的这种大教，一统位列的大教。这个方术就是百家之学，就是分裂的、特殊性的小型教，也就是多元分裂小教，就是子部，诸子百家，子家，儒道墨名。把儒家，我说了调整还要把儒家调到经部里边去，所以说子部里边没有儒家了，也就是说道墨名法农、阴阳家、纵横家、小说家、杂家这几个家，然后还包括这个西来的那些教，比如说佛教以及袄教、回教、耶教等等，这都是属于子部里边的。
也就是说我们中国的学问从来就是天下的学术，至少在唐朝，这个子部里边含有的这些教事实上都已经包含进去了。袄教也就是拜火教，在唐朝早已经在中华建立了寺院，有了这个传承的僧侣，还有在佛教的外教部里边还有袄教的经典流传下来。景教，就是在东罗马帝国传进来的东正教，正教，不是天主教，也不是基督新教，因为那时候基督新教还没有，天主教没传过来，是从东罗马帝国，也就是说，因为我们离东罗马帝国近，是这个土耳其那的，它离我们近传过来了，就是景教，在佛教的外教部里边也有景教的经典、景教的残经。也就是说，根据那个记载，那个大唐的中华文明已经收容了这些外夷的教法，把它已经适时地放到子部里边去了，它不可能占据我们的这种正教的中心，是用我们的儒教来包容它，儒教的一统来包容这些外来的宗教，它们作为多元而存在的。也就是说，这个一统是政的标准，也是教的主体，而这些教作为多元，是不能作为政治的标准，它们只能是自己在一小部分里边存在的，跟这个政治是不能发生关系的。也就是说它们的经典不能作为我们政治的宪法，只有儒教的经典才能作为中国政治的事实宪法。所以我们很多人都说儒教宪政，儒教确实是有宪政的，那个儒教至少从三代以来，儒教的经典就是我们的为政的成文法。所有违宪，在中国就是违背了经典，违背了六经。皇帝也不能够违宪，皇帝也有约束，有祖宗的惩罚，有那些礼，有六经，皇帝绝对不是专制，他不能像西方的那些无法无天的小国的君王一样一口说了算。我们是有礼制的，有祖宗的家法，还有高高在上的六经，说是宪政也行。
这个道术里边经和史的关系就是这样的：经是教宗，而史是政宗。也就是说经是教化的根本，史是为政的根本。我们中国的内圣外王之道，也就是政教由史和经共同完成，一体而二，二而一体。”
——摘自孟晓路《中学统摄天下学术略论》讲记
6、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重大现实意义
2019年1月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挂牌成立，下设考古研究所、古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世界历史研究所、中国边疆研究所、历史理论研究所，职责是统筹指导全国历史研究工作，制定研究规划，讲好中国历史，传播中国文化。建立中国历史研究院，就是要脱离西方学术体系桎梏，按照中国人自己的学术体系来研究中国人的历史，讲好中国人自古以来的真正信史，从历史根源上建立文化自信。
7、什么是左中右以及三者关系
左派是指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右派是指资本主义、自由主义。中派是指中国传统文化比如儒家等。当前，左派和中派要联合起来，与右派资本主义、自由主义斗争。
实际上左派跟中华古代的文明其实是很接近的。我们中国古代应该称作中国古代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应该建立在中国古代文化的基础之上，因为中国古代文化本来就是社会主义。
8、现在普遍对中国古代社会有一种错误认知
在文化战争中，西人长期侮辱污蔑抹黑古代中国，把古代中国妖魔化成所谓的“封建主义”，这是一种错误认知，是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彻底误解，对中国古代没有如实去了解。
当前这种错误认知必须要改正。如果不改变这种错误认知，就不会认清中华文明万年历史的真实面貌，文化自信更加无从谈起，而对中国未来发展也会迷失方向。从义理上来说应该把中国古代夏商周一直到清朝之前都看作是中国古代社会主义；从现实性来说，当前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跟中国古代社会具有很大相近性。这也是党应该联合中派与右派资本主义、自由主义斗争的前置基础。
9、马上打天下和马下治天下的问题
当前，中国打天下过程还没有完成，还没有真正把天下打下来，所以现在马克思主义这一面旗帜还是非常重要。将来（未来一百年甚至两百年以后）把儒家作为立国之本，也并不是说立刻就要把马克思主义排除，而是说在很长时间内儒家作为主要的、马克思主义作为辅助的，这样就有利于尽早完成打天下、乃至完成地球的大同世界建立和完善。在打天下彻底完成了以后，也就是说中国的天下体系完全建成了以后，那个时候党带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走出工业社会这种毁灭趋向的生存体系，那个时候马克思主义才能退出来（也不能说是退，应该说是马克思主义到了那个时候是自然而然融合到了已经复兴的传统文化之中了）。
所以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仍然将在未来一百年数百年当中还要发挥很大作用，还要长期存在。未来一百年乃至数百年当中，一直到中国打下天下来以后，马克思主义还有它的重要作用，要用这社会主义市场、计划经济，来带领全天下走出工业文明。所以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联合要很久很久，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数百年都会一直如此。
未来改革的方向就是周礼，改革的最终目标也是周礼，周礼就是中国古代的社会主义。未来建立天下体系完成以后，那个时候就是到了完全以周礼为中心的时候，那个时候马克思主义的合理成分已经吸收到未来那个“周礼”里边去了。所以在未来（一百年数百年）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古代的儒家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有包含融合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