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明是世界文明起源中心

十念生 2019-04-14

本文摘编自《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研讨会实录（整理者：吕凡）

目前，学术界关于长江文明起源论或大湘西起源论的著作主要有六本：《华夏上古史研究》、《长江中游地区文明进程研究》；《源——人类文明中华源流考》；《湘西史前遗存与中国古史传说》；《谁是人类最早的文明——八千年中华有帝之国高庙太皞伏羲故古国考》；《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可以说都是围绕这个大湘西即南方文明而作的。

《华夏上古史研究》是一本真正的奠基之作，而且这本书2000年前就已经出版了，有社科院支持的，有很强的官方背景，言之有据。关于文明起源，原来是通过媒体不断掀起一些风浪，慢慢的，未来在学术界会形成一些专门的研究机构，正式把文明起源的研究学科化了，这是未来的方向、趋势。在媒体上炒得很热闹的一些文明起源的观点，未来一定要走向学科化、正规化，然后培养一代一代的弟子把这些学术成果传承下去。

孟子讲过，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湖南最有名的一个哲学家、朴素唯物主义的奠基人王船山先生，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圣贤、豪杰，圣贤一定是豪杰。我们中华民族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伟大的时代，这个伟大的时代，它的标志是什么？可能我们都会说是富国强兵、反腐倡廉，这远远不够，这个伟大的时代最伟大的特点，就是国家回归了我们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本与根。

一个国家的崛起，一个国家的兴旺，一个中国梦的实现，最重要的靠什么？中华民族能够在四大文明之中硕果仅存，它靠的又是什么？未来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它又靠什么？其实经济也好，政治也好，军事也好，它都是文化的衍生。只有一个具有伟大文化源头的伟大民族，他才能够崛起于世界，屹立于强国之林。所以从文化的角度来讲，我们迎来了一个伟大的时代。

面对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应该鼓与呼。在传播国学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能单纯就弘扬国学来传播国学，要认识到近百年西方的军事侵略、经济侵略之外，更重要的是文化侵略。而近百年世界的灾难源于什么？可以负责地告诉大家，源于西方的最重要的达尔文的进化论。对不对？大家想一想，达尔文的进化论并没有实验的根据，它是一种猜想，但是这种猜想提出了几个非常可怕的命题——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对动物界是这样，对植物界是这样，但是如果把这个原则扩大到人类，人类的大灾难就来了。因为弱肉强食！为什么近百年来战火不断，天灾不断，人灾不断？大家可能以为战争、洪水这些死的人最多，非也，实际上死人死的最多的是人自身的纠结。据报道，每45秒钟就有一个人自杀。人类的命运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正如我们国歌唱的那个时节，人与自然的矛盾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了。万一南极和北极的冰雪一融化，那将是洪水滔天。这并不是不可能。因为二氧化碳的排放使得大气在升温，至于上天的很多异象，我们都是搞国学的，倡导天人合一，这种天的异象都预示着人类的一些灾难的来临。人与自然的矛盾，加上战火频频，你看现在人类到了什么样的地步了。最近，美国又攻击了叙利亚，对叙利亚发射了好多颗导弹。万一哪一天他发个核弹头呢？那人类就没了。所以任何明智的政治家都认为核战争打不得，核战争没有赢家。

这种矛盾，人与人自身的鲜明矛盾，这些源头在哪儿？它的源头都在西方。而当我们中国的年轻一代在认为美国的月亮都是圆的时候，一大批西方的圣哲翘首东方，他们仰望中国，他们认为未来唯一能够解决世界现在最复杂问题的只有中国的哲学。所以我们必须清楚的看到，我们国学在世界文明中曾经领导过几千年，未来也将引领世界，东方智慧将引领人类走出迷惘。

中国的复兴要靠四个自信，其中最重要的自信是什么？文化自信！刚才讲了文化是一切的源头，“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个活水，我把它理解为一个民族的活水，一个国家的活水，一个世界的活水，那就是文化。所以在这伟大的时代，在这我们必须批判西风东渐中的糟粕的时候，我们必然会涌现出一大批的学者、专家。杜教授身为一个法学研究工作者，从证明法学的源头入手，步步深入，最后写出了一本《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如此的鸿篇巨著，发现了文明源头之所在，这本书是极大增强我们中华民族自信的一个瑰宝。所以说只有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才能够出这伟大的巨作。这个巨作，它不仅是当今的一个瑰宝，它的伟大影响力将延续很多年，甚至是未来500年。最重要的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会起到一个巨大的推动作用。

走进岳麓学院，我们首先会看到“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对联，但是我们继续深入，会看到一副更加气势磅礴的对联，那就是湘潭才子王闿运的“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当年王闿运先生撰写了如此气势磅礴的名联名句，今天我们终于迎来了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又迎来了我们关于“世界文明起源于湖南”的这一种伟大的论断，我们应该为王闿运先生的这副对联、应该为这个伟大的时代、应该为杜老师这部鸿篇巨著的出版鼓与呼。

又有一个什么考古发现了，要怎么解读它，比如说对永州福岩洞的考古等等，有10万年、12万年历史；或者贵州的考古，在17.8万年以前，中国究竟处于什么社会、社会年代？我们总的要给它一个说法。

我过去在中国人民大学教法律史，包括法律思想史、法律社会史、法律文化史，那么教法律史，我重点的研究、写作是先夏时期和先秦的法史。但是我在给学生们上课的时候，一讲夏朝，学生都会提出问题：“杜老师，你讲什么夏朝法典、夏刑等等，夏朝都不存在，哪里有夏朝的法律？”他们根本不相信有夏朝。所以30年前我就带着这些问题不断在思考。我觉得我们不仅要讲夏刑、夏法，还要讲天文历法——就是最早的法律，应该说最大的公法。最大的宪法还不是国家的法律，不是三坟五典、八索九丘里讲的《伏羲宪法》、《神农宪法》和《轩辕氏政典》，我认为最早的宪法是天文历法。而天文历法早在伏羲朝以前，在燧人氏、弇兹氏时期，10万年、20万年以前就有不同的天文历法。无论是阎老师大作当中论述到的挺木历法，还是太平洋学会的王老师研究上古文明文化和印第安文明时论述到的圭表天文历法等等，这都是伏羲朝的太阳历法之前的天文历法。而这些历法已经在人类上古时期以及远古时期广泛使用。没有天文历法的话，人类是无法进行进行交流、活动的。所以我大致是这样一个研究过程，从研究法学逐渐就脱离了法学的领域，进入研究文明源头的历史阶段。

这些特殊的历史阶段又与我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时候所教的另外一门课关系非常大，就是我研究西方政治法律史，包括法律制度史、思想史，要把柏拉图以前、柏拉图以后，古希腊之前、古希腊之后的法律史给学生讲。要与学生们一起讨论，在讨论的过程中学生的问题很多，我的问题也很多。在中西比较研究中，我一直没找到准确的答案，总感觉到两者之间有关系，西方文明一定起源于中国，源于中国哪里？到了湖南来，我才终于找到了答案。

中国有世界上最早的水稻，发源于湖南的杂交水稻为什么现在能够领先于世界呢？这种领先地位不仅仅是这几十年的事。在很古老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的水稻技术就远远领先与世界其他地区，水稻是最重要的农作物，是农业文明的重要标志，里面蕴含了非常古老的文明，湖南有最久远的水稻，理所当然的会拥有最久远的文明，因此世界文明发源于湖南也不是没有可能的。此外，在我从事管理的过程中，发现今天中国企业使用的基本都是西方的一套管理经验，为什么我们不能好好挖掘出中国本土的管理方式呢？因此，我们中国人应该要重视中国本土的管理经验，将中国的管理方式与中国的道结合起来。在此，希望能够向在座的各位老师学习，将中国的古老历史资源充分挖掘、利用出来，既是还原古老历史，也是古为今用。

我以前在湖南工业大学教书的时候，株洲有一次要举行炎帝陵的祭祀活动，有关单位让我们研究人员写一些文章。于是我就写了一篇文章，我在文章中讲蚩尤后来到山东去了。我把文章发表到山东高校的学报上，并且得到了新华文摘的转摘。这是我写的这个课题的第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其实对神农氏是没有任何影响的，我在另一篇文章中还提到了伏羲、神农炎帝都是南方人，而且还说黄帝跟蚩尤都是神农的后裔。后来我又写了篇文章——《黄帝生于古长沙考》，我在这篇文章中论述了黄帝出生于湖南长沙，黄帝的祖先、正妃、嫡系子孙均生活在湖南。古崇山、尧山、会稽山均在湖南，华夏文明源于湖南。黄帝主要活动在北方，与抗荤粥和战蚩尤有关。黄帝杀蚩尤后在今洞庭湖一带即位，代神农氏，死后葬洞庭湖边的黄陵，其后裔青阳仍都长沙。

为了更充分阐述我的观点，我又写了一篇《尧禹二帝葬攸县考》的文章，这篇文章认为，尧和禹均埋葬在湖南攸县，攸县的得名还与大禹之妻攸女有关。《水经注》卷三十九：“攸水出东南安成郡安复县封侯山，西北流径其县北，县北带攸溪，盖即溪以名县也。汉武帝元朔四年，封长沙定王子则为攸舆侯，即《地理志》所谓攸县者也。”攸县以攸水得名，那么攸水又以什么得名呢？无记载。我以为盖以禹之妻攸女得名也。《帝王世纪》引《连山易》曰：“禹娶涂山氏之子，名曰攸，生余。”又曰：“禹娶涂山之子，名曰攸女，生启。”“帝启，一名建，一名余。”“涂”古音“余”，在攸县方言中，攸、余同音，故涂山氏之女，名曰攸女。

在文章还没有发表前，我就找到我们攸县的副县长，他给我介绍了文物所的所长。这位所长很有学问，也很有热情，对我的文章很感兴趣，他把我这篇文章到处印发，几乎每个乡、每个村都印发了一份。结果导致我的文章还没有在正式刊物发表，就在民间先发表了。老百姓都争着说尧帝在他们那里。2007年的时候我们组织了一个专家论证会，对这些成果进行鉴定。论证会的专家来自全国各地，当时的组长是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刘所长，他是业界权威，是当时考古所里面唯一的一位学部委员。专家组在论证之后，一致认为我的研究是有理有据的，可以作为申报文物保护单位、开发旅游资源的依据。于是株洲市就把这列入了文物保护单位。

接下来我不断思考，我觉得只是研究帝王的地名还远远不够，因为同样的地名分布在不同地方，那么哪个地方是最原始的地名呢？因此我就打算研究这些最根源的东西，把研究方向转移到了对天文历法的研究上，因为地名是不稳定的，从古到今有一定的变化，而天文历法是很稳定的，古代天上的星宿对应地上的州域，根据我的考证，这种对应至少来源于商朝末年、周朝初期，这已经非常早了。根据天地对应的理论，我认为黄帝是湖南人，黄帝生于寿丘，寿星对应寿丘，“天上一个长沙星，地上一个长沙国”。星星对国，长沙星就是寿星。既然长沙星又别称“寿星”，那么长沙之地当然便可别号为“寿丘”了。不仅如此，黄帝的妻子、儿子都是湖南人。另外，湖南的湘阴县有个地名叫做黄陵。《帝王世纪》第二记载：“长沙（下隽）罗有黄陵亭。”《湖南通志》卷三十六：“湘阴县……县有地名黄陵，即二妃所葬。”二妃墓岂可称“黄陵”？其实二妃墓在洞庭湖之君山。《湖南通志》第1091页云：“巴陵县……虞舜二妃墓在县西君山……今湘阴县有二妃墓，未知孰是。”陵当为天子之墓，名“黄陵”，当为黄帝之陵。也许黄帝与舜之二妃葬同一山上。《湖南风物志》说：“君山……山上有轩辕台，传为黄帝铸鼎的地方。”今湖南黄陵附近有黄水，疑为古姬水。黄帝即位及死后葬在湖南无疑。

除了这些文章，我还写过一篇关于河图洛书的论文，这篇文章不仅新华文摘转摘了，而且中国社会科学网也转载了一千字，学校还专门为此做了一个大喜报庆祝。陆陆续续的，关于天地对应的理论我就写了4篇文章，总之，不弄清楚这些问题，尧帝的问题就不好解决。

后来我调任去了重庆师范大学，又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还做了两个关于文明起源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我的研究也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视，他们主动找我们合作，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与我们合作建立了一个国家文明起源研究中心，举办了一系列文明起源研究的学术会议，对于文明起源的研究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以上就是我本人的研究经历。

在这之前，我也看过杜老师的不少文章和观点，我只是说湖南是华夏文明起源的中心，杜老师更把湖南说成是世界文明起源的中心了，这个观点真是石破天惊！而且我知道杜老师是从事法学研究的，作为一个法律人，他的研究应该很严谨，会很重视证据。

我的第一个感受就是，杜老师非常博学多才，学富五车，旁征博引，通晓古今中外知识。作为一个法学家，他的专业是法律，不是学历史专业出身，却对历史有这么深入的了解，能够写出洋洋洒洒的几十万字的历史著作，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很值得我们学习。

第二，杜老师这本书阐述的是上古时期的历史，年代非常遥远，而且不像埃及、两河流域文明那样有确切的文字记载，因此很难弄清楚，很难用确切的证据证明。我们知道，中国发现最早的文字是甲骨文，那么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在甲骨文之前没有更早的文化呢？当然是有的，只是我们中国早期的文字是记载在竹简、木头上，竹简和木头已经腐烂了，因此没办法保存下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远古的时候就没有文明了。远古时期没有文字，历史只能通过口耳相传的神话传说方式流传下来，神话传说是远古历史的一种反映，因此杜老师的著作是有根据的。

另外，关于远古时期的历史，有一种书叫做“纬书”，它在东汉的时候很盛行，后来有的王朝把这些书列为了禁书，杜老师的书中就引用了“纬书”，我是怎样看待“纬书”的呢？我认为它的价值是很大的。虽然这本书具有不少宗教色彩，但是其中记载的许多的远古传说是有研究价值的，因为恰恰这些神话传说反映了更古老的历史。那个时候的历史是没有文字记载的，只能依靠口耳相传，因此神话传说是可信的。

我举两个例子，“纬书”中就有不少《河图洛书》的记载，伏羲时黄河中有龙马背负“河图”；夏禹时水中有神龟背负“洛书”。这就是《河图洛书》的诞生过程。过去我们认为这里面记载的龙马负图，都认为是捏造的，是不可信的，可现在它已经被考古证实了。考古专家在一个考古遗址中发现了5300年以前的乌龟壳，乌龟嘴里就衔着八卦图，这就是龙马负图！这个考古发现披露以后，饶宗颐先生评判到：以前所谓荒诞不经的传说，今天竟然得到了事实验证，这简直是匪夷所思。这说明古书、古代传说是有根据的。

我再举一个例子，蜀人的祖先叫蚕丛，传说蚕丛这个人的眼睛生得很特别，是向上直竖，而且眼睛非常长，像望远镜一样。大家都会想：世界上哪会有这样奇特的人呢？但是三星堆遗址却发现了这种人的存在，在三星堆发掘出众多贴金纵目人面像。我认为，对神话传说不应该从人的角度进行理解，而应该从神崇拜的角度去理解。是蜀人崇拜的神“纵目”，而不是蚕丛这个人“纵目”。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就很容易理解了。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神话传说呢？其实是古人为了神化自己。比如说，我们两个人同时是父母生的，凭什么我却要领导你呢？因为我是凤凰生的，是龙的儿子，我出身金贵，所以我就有资格领导天下。为了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古人才要造神话来神化自己。大家结合刘邦的事迹就能更好明白了。所以神话其实是可信的，它是一种崇拜的历史，关键就看你怎样去信它。这些是我对杜老师的书中引用的“纬书”的看法，我觉得它是可信的，就看你怎样去解读它。当然，杜老师的观点太大、太新了，他这本书也只是一本提纲性的著作，还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进一步充实每一个细节，多加强论证，让全世界的人都能够信服。故任重道远，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包括他的学生以及在坐的各位都可以补充。

最后，我认为，我们在宣传我们的观点的时候，一定要坚持科学的原理，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要承认两河流域、埃及的文明还是有它的先进之处，比如它们的青铜文明就是比较早的。我们的车马相对于要晚一点。因此，要客观、正确的对待西方文明，实事求是，严谨、科学的去研究，不能一味的讲西方什么的都是源于中国的，该肯定的时候就应该肯定，只有这样才能让大家信服！

我今天上午参加了一个关于王船山的研讨会会。我当时就想了一个问题：我们湖南人，湖湘文化从近代以来，为什么能够从曾国藩开始一直到毛泽东，出现了这么多伟人呢？我认为这就是托王船山先生的福。从曾国藩开始，每个人都抬着王船山，把王船山抬起来，然后我们湖南人也被抬到神坛上面去了。不仅自己上了神坛，王船山也上了神坛。当今时代，需要一个新的王船山出现，就是新的历史使命来了，这是第一。第二，我想回到我们的正题上面来。在古代有一个司马迁，在《五帝本纪》里面记叙了一个中华大一统的叙事体系。当今时代，如果要说一个新的王船山的出现，一个新的司马迁的出现，建构一个世界大一统的叙事体系，现在还未完成，现在还只是写了一个导论，可能还有大量的东西需要去完成。

站在古代的角度，司马迁写的《五帝本纪》，我们如果从学术的角度来说，从找证据的角度来讲，司马迁的《武帝本纪》也找不到证据。对历史这门学科而言，有阴必有阳，有一些学术需要有证据，有一些就不需要有证据，如果都要找证据的话，那根本无法做到。

过去500年的历史，是一种西方的叙事体系，我们被漫长的西方的叙事体系所同化，直到今天都是如此。我们今天的命运，包括目前中国处于这种世界的地位，都是19世纪西方他们搞出来的，包括三八线都是美国跟苏联当时划分势力范围导致的，从上一个世纪以来一直影响到今天。所以说，过去的500年是被西方的叙事体系垄断、被西方文化同化的时期。而未来500年，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肯定要改写，中华民族未来的500年，肯定需要一个新的话语体系，一个新的世界大一统的叙事体系。我觉得我们杜教授构建的叙事体系是走在前列的话语体系，很可能影响未来500年。

杜教授的书在出版之前我也看过，我觉得杜教授的书体现了一种科学思维的研究方式。我喜欢看那些汉学家的一些学术著作，他们讲的是什么？他们强调我们的思维要不断开放、创新，不要有偏见。荀子有句话叫做“虚壹而静”，指虚心、专一而冷静地观察事物，才能得到正确的认识。做学问需要静心，排除杂念。首先脑袋里面不要有杂念，进入一种空白的状态以后进行科学研究，要有无限可能的开放，这样你才能攀登学术、科学的顶峰，不断的创新。我们的杜教授，我觉得他在这方面表现得非常突出。

陈寅恪先生的著作里面，篇篇都是颠覆性的文章。每翻他的一篇论文，都会发现有创新。大的学者，是读无字天书，是在怀疑一切，如果一个没有怀疑精神的人，肯定是成不了大学者，成不了大事。

杜教授是一代宗师，他非常擅长创新，敢于去思考这些别人相信或者成了定论的东西，他敢于去不断创新，去推翻一切。是真正在无字处读书，在无疑问处发疑，论文篇篇有创新，不断推向一个高潮，不断有新的发现，这个很不简单，这是一种无限开放、无限可能。不一定说他讲的每一个观点都是对的，我们现在不需要考证这个观点对不对，关键看他能不能够提供一种新的思考方式、一种新的研究方法等等。

这是站在社会科学的角度来讲，杜教授的这种现象是一种努力，是一种方向，还是值得研究的。可能会有人不赞同。当然，这不需要所有的人赞同，首先我自己赞同就可以了。人文科学不需要强迫所有人认同的，只要少部分人或者愿意认同的人认同就好了。我就讲到这里。

做学问需要有一个严谨规范的范畴和逻辑起点，要在具体明确的逻辑规范里面去研究问题。实际上杜教授这本书是打通关的，流波那个更加如此，从几百万年一直搞到夏代。在引用材料方面，古代文献里面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包括杜教授这本书里面所引用的一些材料，符合整个人类史的发展，其大方向是对的。在这方面，杜教授的观点与我的观点是一致的，大方向是没错的。那么怎么看待这些古代文献呢？我们应该从动态的过程来看待。因为整个人类史的发展是个动态的过程，不能说我们湖南从古至今就是一个中心，我们原来就一直在这个地方，它仍然还有更早的地方。

张老师是个非常严谨、传统的的学者。在湖南，我这么多年做文史研究，包括各大学、社科院，我最佩服的就是他，他才是真正的做学问。他是非常严谨的，在日本、台湾影响非常大。虽然做学问需要开放性的思维，需要幻想，没有想象力是无法成为大学问家的。但是最终，想象力是建立在大量的知识积累以及对问题严谨研究的基础上的。在研究中产生想象，最后又回归到用大量的证据去论证。所以对于文献的研究，一定要有一个详细的分析过程，要分析不同的历史空间下是文献是怎样变化的。做学问并不是说这本书有这么一个说法，所以就是这样；这里考古挖出一个东西，所以原貌即如此。不是这样的。

作为文献，首先应该相信它记载的内容，古人不会故意去造谣、造假。这个我认同。当然也有编造的，但是在大的背景下是真实的。特别是文献的语言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不同的地区、时代都会有不同的含义。尤其是汉语的通假语言学现象。王博士现在就在做语言学研究。上古语言跟我们现在的语言完全是两个事情，从上古到中古、近古，再到现代汉语，这些变化过程读音完全不一样的。他做学问做得很好，很严谨。

因此对古文献的研读和梳理是最关键的，没有审清就拿去作证据了，那一切都是假的。所以这是很头痛的一个事情，并不意味着哪本书说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需要证据证实，这个证据又在哪里呢？因此在上古史的文献引用上，一定要有一个审理、甄别的过程。

另外，在甄别了之后，做学问最关键的，不是现象学上的东西，有这个东西了所以是这个东西，这是浅层次的研究。只是学，还没有进入到问的阶段。所谓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知道为什么是这样才是最关键的，才是真功夫，才能发现一些新东西。并不是说我们描述一个现象，我们湖南挖出这么早的东西，所以湖南的历史就是这样早的。要知道，真正做一个学问绝不是这么简单的。考古学更应该非常谨慎。当你说这里挖出来的东西具有最早历史的时候，但是不久从另一个地方又挖出一个更早的东西出来了，那你的那个还能是最早的吗？所以谁都不能把话讲得太绝对了。

比如说稻谷起源，现在看起来无论是长江下游还是长江中游，玉蟾岩的稻子之所以是世界上最早的，是从在野生稻和栽种稻中间正在转换过程的形态来定义的，而不是从时间上来断它是最早的，时间只是一个维度，但是正在转换。如果它是很成熟了的，那它肯定不是最早的，可能还有更早的出现。从事物的转变过程的特定阶段去作判断。

总的来讲，杜教授作为一个在法学界很有影响的法学家，他不是我们湖南人，只是在湖南工作，对湖湘文化有这样的思维和敏感，有这种意识，是很令人感动的。这本书最大意义在于突破了“北方中心论”。杜教授以一个法学家的身份，又是湖南大学原法学院院长，对“北方中心论”进行如此猛烈反击，我是很欣赏、赞同的。我们现在就是要反击，不去反击他们，他们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很多汉学家也是这样做的，他们认为我们中国没有这么长的历史，中国只是个想象的文化共同体。因此我们现在就是要一块一块把他们的观点解构掉，那些外国学者很多是瞎胡闹的。尤其是汉学家，不要看重他们，他们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在这一点上比杜教授差远了。总之，从学术角度，一定要有对材料的论证过程，因为材料是材料，论证是论证，创建一个学术体系是一定要这样。

第一，神话本来就是历史。历史是神话，神话也是历史，这是不成问题的。第二，你说我们对于古史的解读要去学一下后现代主义哲学里面对于历史的一些看法，他们早就把这些问题已经解决掉了。第三，我们要去创造历史。司马迁也是创造历史，古希腊、古罗马的那些人也是在创造历史，他们对历史的记叙，也没有什么证据，就是根据他们的所见所闻所感记录历史而已，他们说的那个历史其实也不是历史的真相。因此，他们能够做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做呢？司马迁没有乱搞。如果司马迁有杜教授这样大的胆子的话，那我们的上古史就清白了。他讲的很多所谓不雅正之言，都不成为问题了。

因为在座的专家基本都是研究文献学的，从文献角度来研究历史恰恰是我所欠缺的，我是从基因角度去研究文明起源问题的。我作为从事分子研究的人，去了解文献肯定是时间有限，不可能面面做到，因为这需要花费非常大量的时间，古文献实在是太多了。我就希望能够从大家的这些见解当中看到一些共识，发现一些和分子学相吻合的一些东西。从可信度来讲，科学界对历史进化这方面的研究，它有多种角度，有文献学、考古学、分子学的。科学界里面有硬科学和软科学之分。生物学都不能算硬的，物理学最硬，社会科学就属于比较软的，生物学在科学界也属于比较软的一种。在这里面要细分的话，相对来说，分子学又比考古学要硬，所以“出非洲说”是一个分子学的假说，在这之前，也有考古学推出了人类进化的假说，叫做“多地区起源说”。中国著名专家吴新智院士是这个学说的发明人之一。这个学说为什么现在处于下游，被“出非洲说”给基本取代了呢？原因在哪里？难道说他的考古证据不强吗？显然大家还是更愿意相信分子学的研究结论。分子学硬在哪里？硬在它客观。考古的东西也避免不了主观，比如对化石的形态怎样解读，就像我们解读符号，你有你的解读，我有我的解读，最后你让旁观者、中位者去信谁的解读？所以考古学不够客观。而分子学就有一个客观性的好处，你说出来，即使其他的人不赞同你，他也得信。所以大家做文献学研究，要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你要让你的观点如何让中立者相信，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先思考一下，这样的话，你才能够组织你的材料，尽量避免主观因素在里面。

文献学研究对我们研究分子也有很多启发、引导作用，所以我对文献这方面的材料和专家们的意见都非常感兴趣，包括杜教授的这本书。杜教授非常博学，对很多历史的想法具有很大的新意，这本书我还没有仔细看，就捡了一些零星片段看了一些，有些显然是和DNA的数据不吻合的，或者说和考古材料不吻合，比如说3000年前或者5000年前白人的事情，这个事情实际上用考古学、分子学是能够很容易搞清楚的。但是我欣赏杜教授从文献学角度，至少把文献学反映的某一个方面公布于众，这是一个贡献。我们知道文献至少也说明了这方面，至于合理不合理，我们首先要知道，然后才能去判断。当然，这本书里也有和分子学一致的地方，包括现代人出自东亚南方这个观点，和我的观点不谋而合，这让我感到很欣慰。

文献方面我就不多说了，我下面就说一下我提出的“出东亚说”，它是我们从分子角度推出的一个学说。我们认为DNA的结论是非常客观的，因为我们画了一个Y染色体的进化史，对方有一个“出非洲说”的Y染色体的进化史。世界上现在就只有这两种进化史，在这之前只有一种，我们提供了第二种，这对中立者来说是个非常好的事情。你看到两方在竞争，你才能判断哪个好，有比较才能判断真伪。所以我们给了大家一个比较的可能，之前就没有这种可能。

我们对我们这个“树”是非常有信心的，因为对方的“树”连最起码的一个客观标准都没有满足，什么标准呢？自洽。就是这棵“树”画出来没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对方的“树”明显自相矛盾。如果我们这棵“出东亚说”的“树”是真的，那么我们这个分子结论必然能够与从其他角度独立研究得出的一些结论是统一的，而不是矛盾的。这里面就包括考古结论，还包括大家做文献学研究的结论。我最近两年思考了一下统一的几个地方，给大家介绍一下，供大家批评。

我们首先有个假定，从这个假定我们推导出来一些东西。假定说第一个现代人就是跟我们一样的人。我们知道人类进化有个很长的历史，按照“多地区起源说”，我们也认为是正确的。“多地区起源说”认为人有200万年左右的历史，第一次有一个出非洲的过程，200万年前确实有人出了非洲，但那时候出非洲不一样。因为那个时候欧亚大路还没有人，所以这些人走出非洲到了欧亚大陆，如入无人之境，不存在任何的取代、战争这样的困难，所以是没有问题。那么在这200万年的人的进化过程当中，人的脑容量是逐渐增加的，是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进化过程。所以古代的人，原始人如北京猿人他们的能力、智力等应该比我们现代人要弱一些。

我们就从第一个现代人出现谈起，“出非洲说”也指的是现代人出自非洲。那么如果我们认为跟我们一样的第一个现代人出自东亚的南方或者说中国的大西南的话，可以假定第一个现代人应该比古代的人有更高的能力和智慧，那么他相对于古代人、原始人而言，他就是一个圣人了。所以第一个现代人，他相对于前面的人他是一个圣人。

有了这么一个假定，我们应该能推出最早诞生现代人的民族应该具有的一些特征。这是纯粹的一个客观推理。

第一，这个民族应该具有圣人传统。显然中国是世界各民族当中，据我了解，是唯一具备圣人传统的这样一个民族。我们有圣人伏羲、神农炎帝、轩辕黄帝、孔子、孟子、老子等等。

第二，这个民族应该重道，是个重道的民族。这一点，我们中国也确实如此。为什么要重道？因为圣贤的特征，就是对道有兴趣。中国有道的论著，最主要的就是《易经》，它有3000年以上的历史。那么《易经》到底是不是一个正确的道呢？其实现代科学已经在一步步的证明了《易经》实际上是宇宙当中最基本、最深刻的道。这一点，过去的一些证据都是来自物理学，我自己从事的生物学研究、遗传学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个事情，也证明《易经》的一阴一阳之谓道，是宇宙的最基本的真理。这个道，显然非洲这种地方是没有的。

第三，这个民族，它的文明应该在大部分时间内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但不是所有时间。为什么不是所有时间呢？因为处于顶级的水平，道和器不可兼得。你重了道，就必然忽略了器，你重视了器，就必然忽略了道。中国显然是在大部分时间是处于世界文明领先水平的，这个大家通过文献、历史的研究比我更懂。显然非洲从来就没有领先过。

第四，这个民族应该是最有资格认清自己祖先或者人类祖先的民族。这点也许是巧合，也许是天意，现代人出自东亚、人类的祖先就是东亚人等这些观念，恰好是由中国人首先提出来、研究出来的，而“出非洲说”显然不是非洲人提出来的。

最后，外迁的非主流群体应该与主流群体有一些对立的特征。我们中国人发源自中国，部分中国人迁到世界其他地方，这些外迁的群体属于什么样的群体呢？他应该是属于非主流群体吧。他的一些意识形态应该与主流的意识形态稍微对立一点。主流是重道，非主流是重器。主流是强调道的一言堂，那么非主流就会强调民主等等。所以中国都符合这样一个特点，非洲人显然是既无道也无器。

从以上五个角度，我认为“出东亚说”确实和中国文化、历史的一些特征完全一致。“出非洲说”在这五条中没有一条能够满足。

历史已经过去了那么多年，有些东西已经经过了几十万年、几百万年，你想拿出像辛追墓那样久远的文字来考证辛追墓吗？不可能的。我就举个简单的例子，西方怎么搞学问的？美国2010年的考古杂志评选的美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是什么呢？是两块石头，在克里特岛出土的两块石头。克里特岛在哪里？地中海。他们发现这个石头是距今13万至70万年前的石头，因为这个石头跟海德堡人和直立人制作的工具类似。所以考古专家和历史学家就得出了一个结论，说这是人类横渡大陆和海岛之间40多海里的证据。甚至说这是人类横渡其他大洋的间接证据，成了美国的十大考古发现。那么请问渡河的工具是啥，这些人是谁，在哪个地点渡过？这些都没有证明，仅仅只有两块石头，却成为美国的十大考古发现。这就是西方人做的学问。

我们中国人做学问，我们要去讲究吗？特别是研究远古的历史。远古的历史没有更多的讲究，它讲究不了，没有其他的证据，能够有一点证据就不错了。所以说我们自己不要掐自己脖子。这是我讲的第一个意思。

美国人都敢这样，而且克里特岛是他的领土吗？不是，是希腊的。我们中国没有参与，希腊的专家没有参与，他也没请全世界专家来认定，他就自作主张得出结论，还成为十大考古发现，而且学术界都承认，那两块石头就成了证据。那么我们做学问有比这两块石头更多的证据，那也应该是能够被认可吧。因此我们不要较真，研究远古的历史不能较真。当然我们尽量要用更多的证据、更多的线索来证明。这是我对远古考古历史的评判和想法。首先要有想象，在想象的基础上再去考证。

在文献研究领域。文献、历史、神话确实是现实的一种反映，是一面镜子。神话有神话的作用。因为远古没有文字，就只有神话、传说，只能依靠世代口耳相传。我们研究远古历史也是一样的。华夏文明或者世界文明起源于湖南，这绝不是一句空话。因为很多东西没有去深入了解、深入研究，所以隔行如隔山，很多人都不太清楚。我的研究，是以高庙文化作为一个课题的。杜老师是以整个大湘西或者是全中国、全世界作为一个大课题，我只做一个小课题，那就是高庙文化。关于高庙文化，我现在出了一本书了，全部都是引用考古资料来进行我的研究。语言是人类的活化石，上古语言、中古语言到现在现代语言虽然有很大的变化，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其中很多东西还是流传下来的，可以说基本东西是原封不动流传下来了。另外，在研究中，我发现有些语言只是音调的变化，不是整个本质的变化。其实我们现在的方言“五里不同音”，音调各种各样。其实古代的语言也是一样的，有很多的方言，而且方言作为一种原始的资料，没有经过过去那些大师们去雕琢，搞成什么雅言，乃至下流话这样不入大雅之堂的，肯定没有把它写到书里去，因为这是痞话、脏话，那正好这些痞话、脏话就延续下来了，就是过去的话到现在还讲。

以前我们的考古发现从来没有挖出一个语言的考古，但是现在有了。现在哪里有了？苏美尔和古埃及的出土，它的文献上就记载了语言的发音是怎么发的。苏美尔和古埃及的文献已经被西方300多年以来研究了个底朝天，研究得已经很透彻了，它的发音是什么已经很清楚了。我们现在通过它们翻译过来，用它的发音，用它的意译和音译来对照我们的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我现在翻译了两本词典，一个是苏美尔语言词典，总共收入词条是3766条，我翻译下来，为了赶时间，没有很细致去琢磨每一条，要是仔细去琢磨，还会有更多的发现。现在我初步翻译出来1751条，占比是百分之四十多。而我们甲骨文是5000多个字，只翻译了多少出来呢？只有1500个左右被翻译出来，还有3000多个没有翻译。中国文字博物博大精深，我发现14万年前，重庆巫县就已经出土了猛犸象牙上的刻文，刻的什么字，“十”字。是什么呢？甲骨文中的“甲”，已经被确认了。高庙文化的标志就是“十”变成“甲”。

我们现在讲的“第”，苏美尔的“第”是个“米”字，“米”的发音，苏美尔已经翻译出来了，西方学者比我们聪明，人家翻译出来了，意思是什么？是神仙、上帝的意思。我们高庙就出土了这个“米”字，很多地方，不光是高庙，还有湖北有个遗址也出土了。我们发音都是吻合的。

再举个例子，古埃及讲“鸭子”，因为我是会同人，会同话“鸭子”叫“a bo”，就是鸭婆，它的发音就是“a bo”。有的说它的意思是鸭子，发音又是“a bo”，那么这个人是跟谁有关系？是跟西方人有关系吗？跟英文有关系吗？我们站一圈人，站着英国人、美国人等一圈人，如果有一个人说“a bo”，那就是我们中国人。这就清楚了，苏美尔人是谁？是中国人，是从中国走出去的。

因此这就印证了杜老师关于世界文明起源于湖南的这个说法。从语言角度上来说，语言是活档案。目前我已经翻译了1751条，比甲骨文还多；甲骨文才翻译了1500个，我的1700个多。其实这个英文和汉语联系的研究，西方学者早在300年前就开始研究了。这个联系已经早就被发现了，而且很多学者已经定论了。拉丁文起源于希腊，希腊起源于谁？起源于腓尼基。腓尼基起源于谁？古埃及苏美尔。这就很清楚了，古埃及苏美尔人是我们中国人移民去的，那么这个文字的根源在哪里？王教授做了研究，已经把这个链条全部连接起来，他的研究都是他自己的成果。

古埃及语言我也翻译了本字典，单词和字在一起800条，我翻译的只有48条没有对应上，其他全部对应上了，我自己都感到非常吃惊。这个是铁的证据啊。过去网络上很多观点认为我们中国人是古埃及人的后代，是苏美尔人的后代，黄帝是从古埃及过来的......这是很可笑的。甚至连郭沫若都参与讨论，郭沫若讨论的是什么？中国的十天干、十二地支是从古巴比伦来的。其实这也不可笑，因为他们发现了一个事实，古埃及、巴比伦的东西跟中国的有些东西是相似的，但并不是完全相似。这个我就不细讲。

现在我们用高庙文化去对应，那么问题就解决了。为什的古埃及、巴比伦的东西跟中国的有些东西相似？是因为我们的东西到了他们那儿，因为我们是他们的祖先。这是我得出的结论。结论不是一句空话，是有将近千万字的证据的。我现在是6本书在等待出版，其中就包括这2本字典。由于时间问题，我不讲了。

我们研究历史有两个误区，一个是中原正统论，一个是华夏五千年论，这都是不完全科学的论断，当然我不说它是伪命题。中原文化曾经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核心是正确的。但是五千年以前的文明在哪里呢？你一说到中华文明的祖宗，说到黄帝，那黄帝的祖宗在哪里？黄帝又是诞生在哪里？所以，人类文明，尤其我们中华文明绝对不是一个五千年的事。五千年文明只是第二轮文明，第二轮文明的确是以中原为核心的，但是在第二轮文明之前的第一轮文明在哪里呢？它不在中原，而是在长江以南，在长江以南的长江中上游，以湖南为重点，以崇山、武陵山为核心的大湘西、大西南、大武陵地区，这个才是正确的。这与这些地方在地球上所处的位置是分不开的。

打开世界地图就会发现，四大文明古国的位置几乎全部都在地球北纬30度这条线上，在北纬30度左右的位置诞生了地球上的四大文明古国，包括美洲的玛雅文明。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位置食物最丰富，最适合动植物生长生存。另外还有条线，就是东经110度。为什么文明起源是以张家界崇山为核心的，因为张家界是北纬29.2度，东经110度，东经110度的重要性是不亚于北纬30度这条文化线的。我们国家的地理特征就是西高东低。西部高原和东部平原交界的这个地方就刚好是在东经110度，在东经110度这条线上又有大量出土的文物古迹，像高庙文化、城头山文化、桑植文化、慈宁县的金台遗址、白公古城等。因此东经110度同样是一条重要的文化线，而且这条文化线从南到北是一个递减的形势，越到北方历史越晚，越到长江时间越早。像我们慈利县的金台遗址是25万年，桑植是10万年，城头山是6100年，玉蟾岩是12000多年，高庙文化是7000多年到8000年。跨过长江，中原最早的文化遗址大多是5000多年，晚多了，到陕西中原就3000多年，还不到4000年。

这两条文化线刚好在我们湖南，在大湘西这一片交汇。这两条文化线的坐标系正当中，刚好是人类的摇篮。哪李人类最早，哪李的文化就最早，哪里就最早诞生文明。考古学已经证明这个了，人类化石遗址集中出现在大武陵地区，大西南地区。元谋人、福岩洞人等，有20多处，全部集中在这一大块，证明它就是人类的摇篮。

从文献学角度来讲，就典籍来说，《山海经》、《尚书》、《史记》等记载的一些民俗的、文化的东西，都与我们大湘西这个地方的地名、民间传说高度一致。

《山海经》讲到东海、西海的海，不是我们现在讲的海洋的海，而是大沼泽。实际上《山海经》里的东海就是指的洞庭湖，西海实际上就是四川大沼泽。东海、西海之间就是武陵大陆架，就是大武陵地区。这个大武陵地区恰好在两大沼泽之间，人类在这儿活动，西方的《圣经》里头传说人类曾经遭受一次大的洪水之灾，人类躲在诺亚方舟方逃出来。人类躲在武陵大陆架这一个最安全的地方，也就是《圣经》所说的诺亚方舟所在的地方。

在人类面临从冷冰期进入暖冰期阶段，西部高原的冰川融化，产生大量的雪水、泥石流，人类就遭受灭顶之灾了。假设青藏高原的冰川融化，而我们大武陵地区和青藏高原之间没有四川盆地，是一面斜坡，那么武陵源就没有了。但是它到现在还完好无损，就是因为它没有受到冰川的袭击，因为大陆架很安全。为什么安全？就是有四川大盆地起了巨大缓冲作用，那些泥石流，雪水直接掉进了这个巨大的盘地。然后通过长江三峡以及一些大江小河，流入沼泽，流入平原，流入大海。到了冰川雪水融化的后期，雪水不断往海里灌，海平面就会上升，洞庭湖一带就涨了巨大的洪水，把平原地区的人往山上赶，躲到武陵山地区避难去了。所以无论是在洪水的初期还是在洪水的后期，它都是最安全的地方。在初期，它是避难所，到后期，它同样也是。我讲两位老师的发现是有依据的，因为人类在大湘西地方最安全。

湖南的上古文化研究也经历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这段时间以内，中国正统的研究也一直停留在两河流域起源论的阶段，认为两河流域文明才是真正的世界最早的文明。在文明起源的研究上，现在的话语权实际上还是掌握在西方，甚至掌握在西方培养的一批我们学院派的老师手中，在西方的影响下，很多人都认为西方的研究才是顶端、科学的。正如刚才讲的，两块石头，什么研究也没有，传统的文集找不到，科技的手段也找不到，他就证明它代表了人类二三十万年历史的发展，他们是这么一个学术研究。在我们国内，证据要比他们充分得多，各种证据层出不穷，到处都是，而且非常丰富、非常完善，特别是长江以南的考古。我们所看到的陶片，以白陶为记载的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最早的八角星符号，以及十字符号，以及一系列的图文，包括鸟兽纹、兽面纹等，这一类的东西已经大量出土了。当然西方学者也认识到西方两河流域文明发展过程中大部分东西来自东方某个地方，而且40多年前就已经有这个结论了，他们已经在慢慢接受。

所以，对于学者们进行的这方面的研究，我们要有一种包容的心态，既不要去打击它，也不要去排斥它。我们首先应该去听去看，然后再去分析对比，这才会有一个结果。否则的话，学术就会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之上。

怎样才能让长江以南特别是湖南这一块地界上考古出来、研究出来的东西让大家接受，拿出真实的这个证据来让大家接受，让我们中国的历史研究往前推。我认为这只有一个方法，这个办法不是跟黄河文明去叫板，不是去跟西北文明叫板，而是跟苏美尔文明去叫板，跟埃及文明叫板，让苏美尔、埃及知道我们的研究成果。只有这样做，西方、欧洲才会知道我们中国文明的先进性、创始性，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再回来与黄河文明去比较，这样才有意义。否则，打内战有什么意义？没有意义的，所以一定要有这个策略。

先从国际视野进行研究、传播，引起国际的重视，世界各国的专家就会去关注、研究、考察它，让他们自己去推翻自己的结论，这个时候，真相才会浮出水面。所以我认为杜院长的方式是对的。我肯定会用我的力量，用我的能力去支持这个事情的推进，让全球人都知道我们中华文明的真实历史。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一定要站在国际的高度上进行。

我本科是学历史，研究生也学历史，博士研究的是辛亥革命，我现在做的研究是研究英语、汉语同根同源现象。这个英汉同根同源的观点在19世纪英国的汉学家、传教士就提出来了，后来不断有学者跟进，但是英语和汉语为什么会同源？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到底同源于哪里？这些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所以我就基于考古的成果，在各位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我认为世界文明是来源于中国的，英语、汉语至少可以同根到8000年前的高庙文明。就从语言这个角度来着手。为什么？因为全球使用汉语的人口最多，英语又是使用最广泛的，所以英语可以这样直接对应的。去年下半年，我还有机会到美国去讲学。我是研究湖湘文化的，我就想我们高庙文化是湖湘文化的源头，是很有特色的，于是我就在美国主讲英汉同源，我专门做了这样一个讲座——“高庙文明西传并催生古埃及文明暨英汉同源于高庙语”，这个讲座办得很成功，我还接受了美国中文电视台的访谈，可能还要联系联合国的中国书会、中国驻美国总领事馆来推进这个事情。

如果全球70亿人都来学习英汉同源的新的语言，接受新儒学，那么在8000年前、1万年前，我们的高庙人就构建了人类文明的共同体，开辟了一带一路的通道，在1万年之后的今天，我们还是在做这个事情。如果在19世纪、20世纪是西学东渐，那么21世纪应该是我们的东学西渐的时代了。我们推进世界大同发展，我们所做的这些研究，对人类能够免于走向毁灭应该是有作为的。前面很多教授讲了很多研究方法的问题，其实我认为除了考古的东西之外，有些民俗的东西也值得大家关注。所以我在做英汉同源这些词语的过程中，我会使用我们的方言。因为方言是古语的活化石，古代很多东西都会随时间的流逝而烟消云散，但是方言一直能够保留自己的痕迹，方言有它独特优势的地方。

有句话叫做“五岳之外有天岳”，天岳的语言文字，我们国内对此还很少研究，但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很多国家的专家教授都在研究天岳的文字、语言。希望各位专家对此多多关注天岳幕阜山的语言研究、上古文明研究。总之，平江的很多现象、平江的一些历史文化之谜还有待于各位专家去解答。因为我做了几年幕阜山的研究。我认为从真正的文明概念这个角度来讲，这里就是一个中心，这才是真正的中心。我们讲到文明，通常大家认识的这个文明概念，在幕阜山都能够找到。幕阜山里面的东西太多，包括伏羲文化等。因为人类历史是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在那个时候它就在这个地方了。整个空间、方位的布局都是以湘鄂赣这里为中心的。所以研究中国历史，研究中国文明，如果没有研究湘鄂赣，不研究幕阜山的话，无法找到中国历史的源头。

岳阳有很多的故事，像刚才我们周老师讲的故事太多了。有一个人物非常重要，刚才跟李老师在说姜源，帝喾的四个儿子都有帝王之命，而周朝的祖先，后稷的妈妈姜源就在平江岳阳，现在还留有地名。不仅有这个地名，还有相关的一系列的遗物。特别是岳阳的巨石文化很重要。岳阳巨石文化在25000年以前，而世界各地的巨石文化都只在12000年以内。所以我相信在平江，在幕阜山周边一定能找到巨石文化。为什么？天岳山本身，天岳就来自于天文历法对人类的指导作用。巨石文化不仅岳阳有，株洲还有，年代都是有鉴定的。比如永州的巨石已经鉴定过了，是在25000年到30000年之间。所以我建议要重视巨石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