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索寓言》的中国源（哲学透视、文献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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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索寓言》的中国源（哲学透视、文献考证）

shengminwujiang 十念生 2019-04-14

《伊索寓言》的中国源（哲学透视、文献考证）

诸玄识董并生

“伊索寓言中蕴含着丰富的哲学”（There is plenty of Philosophy in aesop's fables）。

《伊索寓言》的哲学前提是“万物有灵”。对此，传统中国最显著地兼而有之，而基督教和“古希腊”则都是水火不容。所以，西方不可能原创《伊索寓言》。先重申其文献由来，再探讨哲学问题。

（一）《伊索寓言》考证概述

我们的前一篇相关文章〔《伊索寓言》的中国源（文献考证）〕已经论证了《伊索寓言》的渊源是在中国（资料和思想），而非西方，更不可能是“古希腊”，总结其主要有五：

第一，西方的字母表音文字不能自我产生。西方在15世纪之前，即在依靠四大发明（印刷术）锁定和规范表音符号（字母）之前，不存在文字和文献。

第二，西方文字本身缺少“表意内涵”，因而除了“各执一端、人神冲突”之外，它不能被用来书写文学、科学和哲学以及其他一切知识。最早到17世纪晚期，西方文字得以寄生于“汉语表意”（详见诸玄识、董并生《西方表音文字是“中文雅言”的寄生物》）。因此，所谓的西方“古典、经典”都是基于中国文化和文字的塑造或伪造的。

第三，关于《伊索寓言》的来历或传承，主流西方追溯至“中世纪”的马克西姆斯·普拉努得斯（Maximus Planudes, 1260—1330年），说他发现了“古代手稿”。〔就算古代西方有文字，其“表音”（而非表意）隔了几代人或几十里，就无法辨认了，岂能传两千多年？〕。但有欧美专家指出《伊索寓言》是被伪造的。

第四，现在可读到的《伊索寓言》是在18世纪被改写或重写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即使在此之前有文本，但由于缺乏“表意”或语言糟糕，因而在“中国风”之浪漫主义运动时期都被翻新或“经典化”。

第五，《伊索寓言》的原作从哪里来的？有案可稽的最早文本竟是耶稣会士在明朝的布道篇章（《况义》）。这被说成是《伊索寓言》的最早汉译。但西文原稿在哪里呢？关键的是，《况义》包含大量儒学和佛经的内容——从利玛窦开始，早期的耶稣会士都用中国资料和话语进行布道。

（二）西方宗教不兼容“动物灵性”

让我们换个角度看问题，也许一目了然。

最能说明《伊索寓言》的渊源是中国、而非西方或希腊的，莫过于哲学（天人观、自然观、人伦观）了！

《伊索寓言》大量使用拟人的修辞方法，赋予各种动物和植物以灵性、智慧与道德，从而促进人类社会的有序运动。这里诠释两点：一是拟人修辞：西方宗教和哲学（包括伪希腊的）都是排斥自然万物之拟人（anthropomorphic），因为它们仅为被人所利用和牺牲的对象。二是有序运动：唯一的“有序运动”是本于《易经》的中华文明的运动，而西方宗教和文化则是排他性的、牺牲“非我”的，所以是“无序”的。

更重要的是《伊索寓言》产生的“精神前提”：A.多神观念，而不是一神信仰；B.“万物有灵”，而不是神本或人类中心主义；C.人与万物的感通感应，而不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相争相害。按照这三个标准，传统中国最适合产生《伊索寓言》这样的题材，而西方宗教和“古希腊”则恰恰相反。这就是说，西方的“上古”和“中古”都不可能原创或拥有《伊索寓言》。

人们会误以为希腊神话就是“万物有灵”，所以需要解释一下。对于“古希腊”来说，希腊神话与希腊哲学是自相矛盾，从而三者皆被否定：除了凭空想象之外，在实际情况下都是不成立的。为什么？希腊哲学是人类中心主义之牺牲自然万物，而希腊神话则是夸大自然力——人假借“变态自然”（怪兽巨灵）来逞性妄为。然而它们的伪造者则分享三个共同点：

A.基督教的人神反叛（神本→人本）和原罪继承（争夺“宇宙僭主”，宰制万物）。

B.现代早期伪造，只因为人通过海洋联通世界，对自然“先胜一局”；西方人由此狂妄，便胡思乱想、胡编乱造。

C.执着和强调“人的反克自然的无限潜能”，这是人的一般生物本能之外的“第二本能”；但它远非智慧，而是极危险的双刃剑。

无论如何，希腊神话与万物有灵是水火不容的。万物有灵是指人与自然万物之一体共生、共通，它也是一种朴素的生态环境的“保护神”；这种观念只能存在于“天人和解”的地区，主要是“季风亚洲”。

图：神创万物及人，万物供人使用和牺牲。

西方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和耶稣会士）的原教旨是，除了神（上帝）之外，不存在灵性、道德和智慧；神造人及万物，后者（草木鸟兽等）供人利用和牺牲。据此，早期来华的耶稣会士不可能事先具有像《伊索寓言》这样的违背神谕的故事，他们从中国学到才对呢！——这与耶稣会士把中国文化和知识传回西方、因而导致倾覆神权的启蒙运动和法国革命，是一致的。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犹太—基督“一神教”不仅摧毁万物有灵（自然的保护神），而且简直就是“万物的杀手”。他写道：

开始有意识、而且全面侵害“依正不二”（万物一体）的，是犹太一神教这个革命性的理念。我称之为“在宇宙中及其背后的精神存在”（“宇宙僭主”？——引者）……。在犹太教中是以人的面目出现，凝缩为一个超然的神被众人信奉的。在这个信念中包含着另一个信念，即认为宇宙中除了这个神以外，再没有其他有神性的东西。……。这个创世主被看成是有力量、有权力，自由处置自己创造的万物的神。据《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六至第三十节记载，神允许人类自由处置他所创造的万物，允许人类按其愿望去利用它们。这个革命性的教义的结果，破坏了“正报”（主体）和“依报”（环境）的“不二”性。人类被从自然环境中剥离开来，自然环境过去的神圣不可侵犯性也丧失了。而人类当然也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利用不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环境了。人类本来是怀着敬畏之心看待自己的环境的，应该说这才是健全的精神状态。但是这种敬畏之心不仅被以色列的犹太一神教创始者们所破坏，而且也遭到了基督教、和其他宗教教徒们的彻底遗弃。

图：美国历史学家林恩·怀特指出：中世纪的基督教是现代环境危机的主要根源。

不像西方那样的精神蜕变，传统中国是尊重自然、呵护环境；所谓“天人合一，万物一体”；“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不仅如此，传统中国还发展了“礼乐文明”，人与自然及万物升华至灵性境界，通感而和谐。请读：网文《万物有灵：诗经里的草木鸟兽鱼虫》和《万物有灵—中国人特有的审美情趣》。

深度推论：儒释道与自然界的关系既有分离超越的一面，又有复归和合的一面。儒家讲人禽之辨，就是要超越斗争性（进化论），而升华到一个仁情博爱的境界。孟子云，人之异于禽兽者，在于他有“四端”（仁义礼智），见于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此乃人伦至理、人文至情、人道至义。进而，超越人与自然的对立性，即以尚善之胸怀、仁爱之通感，回馈大千之造化，反顾万物之共生。儒家讲天人合一，其意义之一是：站在人伦人道人文的高度，来把握自然之德性，从而确立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关系；其二是：把人类之善推广于自然，亦即孟子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从亲人到博爱，对于草木山川，都触景生情，化被草木，恩及禽兽，以至于于乐观品类之生生不已，故而赞天地之化育；于是，人乃立三才而运五行，秀万物而灵两仪。

（三）《伊索寓言》与“古希腊”格格不入

西方哲学（伪希腊、近现代）都是否定一切外物“有灵、拟人”，怎么会原创《伊索寓言》呢？

在四大发明（印刷术等）衍生西方文字和开始动摇神权之后不久，持异议的神职人员（被称为“人文主义”）通过“发现手稿”的途径，杜撰“古典”希腊—罗马。由于其语言文字的低劣、而且是宗教性的，所以18世纪以前的相关文本都是很糟糕的。今天我们所读到的“古希腊、古罗马”，都是在18—19世纪被重写、被扩充的。可以说，所谓的西方“古典、经典”都是“汉字密码”（汉语表意）的展开。〔请读大卫·波特著《表意文字：现代早期欧洲的汉字密码》〕。

西方宗教与其哲学（希腊哲学、欧洲哲学）皆具有极大的劣根性——同根而两枝，其共同点，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林恩·怀特所说，都是“反自然、害生态、非生命”的。原先的神本外壳所包藏的人类中心，到了西方哲学（希腊哲学、欧洲哲学）那儿则变为赤裸裸的人类中心主义；变本加厉地牺牲自然和万物，不承认动物与植物的本身价值。

伪亚里士多德有着类似于《圣经·创世纪》“损天利人”的见解，即：“在动物出生后，植物就是为了动物的缘故而存在的，而其全部的动植物则又是为了人的缘故而存在的”；“……理性是人的优越性的明证，自然万物的最高价值是为人服务。”

图：西方哲学（伪希腊和近现代）的人类中心主义。

林恩·怀特指出：希腊思想的一个重要见解是，人类处于“大存在链”的顶端，因而所有其他存在物都是供人使用的。美国环境学家唐纳德·休斯在其所著《我们的生态危机的古代之根》一文中这样写道：

万物有灵论……曾长期流行于古代地中海世界。然而在以色列，超越的一神教代替了万物有灵论的宇宙之神，自然被视为是次级存在……。大概，希腊哲学家做了更重要的一步，而使人对自然的态度与“万物有灵”决裂。他们弃绝了之前的神秘性与宗教性的自然观，而是主张：人有能力通过使用理性来发现关于自然的“真理”；……环境也就沦为他们的思想和逻辑的分析对象，自然崇拜让位于哲学诠释。自从毕达哥拉斯说“人是万物的尺度”，万物对人的“有用”是其存在的理由。自古迄今，这个观念多方面地影响着西方思想……。

图：西方文化的人类中心主义与地球生态危机。

彼得·斯托特教授也指出：

〔基督教和“古希腊”〕皆为变态的人类中心主义；认为自然全无神圣，不可为之沉思；它仅是造福人类的资源而已，或者在宗教上乃衬托神的光荣。不用怀疑，如此态度使西方牺牲环境，这是现在诸多问题的根源。完全相反的是，东方思想——尤其是孔子——强调和谐；它凸显于那奠基古典中国知识探寻的阴阳观念，视宇宙为二元合一：万物并非一味冲突，而是对立统一，彼此补充、和合。这个和谐概念是东方思想的根基，也是印度教与佛教的源泉。

《伊索寓言》的主要特点之一是，不同物种的“灵契通感”，此乃中国文化之境界，而西方则是相反的。正如哲学家唐君毅所言：

……由中国思想之以物之性，表现于与他物相感通之德量，此与西方以物之本质为力之说相对。……中国之自然宇宙观之核心………皆可由吾人对自然，尤其是对自然界生物之发育，物与物之相感之直接经验以证实。……儒家以仁道仁心观宇宙，及道家以逍遥齐物之眼光观宇宙……。由此数点，所引申之义之最重要者，即自然物之实中皆有虚之观念。盖物皆由其与他物感通之德以见性，是一物之本性，能涵摄他物，即物中有虚也。

（四）附录《伊索寓言·不畏艰苦的小猴》

〔按语：中国文化讲尊老爱幼。许多动物不是这样的：虽然无不保护幼崽，但一窝中的较虚弱者，通常会被遗弃。西方文化把自然界的不和谐的表面变本加厉，甚至把异种相害引入同类。下面这则故事，不仅动物拟人，而且其内容——猴母对两子宠弟弃兄，后者则走向更大的天地，相处与奋斗，《易经》曰：自强不息、同人与野；凡此，无论善与恶，皆为传统中国之常情，而与古今西方则风马牛不相及。只不过其结局中的猴弟惨死有些不和谐（可能出于西方编辑之手）。这酷似《格林童话》中灰姑娘后母的女儿的命运。《灰姑娘》的原型是唐朝的《叶限》。欧美学者已揭露，整个《格林童话》都是伪民俗，它与其本土传统毫无关系〕。

猴子是很有灵性的动物，它们聪明伶俐，情感近似于人。

听说有一对猴子生了两只小猴，可爱至极，猴妈妈却单单只爱一个，对另一个十分嫌恶，毫不体贴。

猴弟弟在母亲怀里撒着娇，猴哥哥却不得不离开妈妈，独立生活。稚嫩的小猴孤独地生活在大森林，那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在等待着它呀。它还是个应该在母亲怀中待乳的婴儿。

可怜的小猴在漆黑的夜里无依无靠，它蜷曲在树枝上，双手抱着颤抖的身体，望着天空，掉下了眼泪。星星一闪一闪地眨着眼睛，好像在安慰无助的小猴:“别哭，孩子!你要勇敢地活下去，不要害怕，坚强起来，无尽的黑夜有我们守护着你，安心睡吧，明天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小猴擦干眼泪，疲倦地入睡了。它不知道明天要面对的是什么，因为它还不知道如何生存。睡吧，明天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太阳悄悄地升起来了，它好像怕吵醒还在熟睡的动物们。小鸟儿在枝头唱起了歌，把小猴从梦中叫醒。小猴揉揉眼睛，从树上坐起来，顿时觉得饥肠辘辘。自从被母亲抛弃后，它已经一整天没有吃东西了。它用柔弱的小手慢慢地从树枝上往下爬，一不留神，往地上摔去，只听“喵”的的一声，一只小个子狸猫被小猴压在了身下。小猴惊恐地望着这只小狸猫，它还没弄清怎么回事。这个“肉垫”是什么东西，小狸猫说话了：“喂，我说兄弟，你搞什么吗?不好好跟着妈妈睡觉出来玩什么游戏。瞧你这只小猴乳莫未干，乖乖，快回家去吧。”小猴摇摇头，“我没有家了，妈妈不要我了，她只爱弟弟一个。”说着眼圈又红了。小狸猫听罢，上前拍拍小猴的肩，“没关系，我会帮助你的。”小猴不哭了，它有朋友了。

从那以后，两个小伙伴形影不离。

白天，小狸猫教小猴认识周围的事物，以及生存的本领。晚上，它们依偎在一起睡觉。小猴吃果子，小狸猫热爱小爬虫；每天它都要向小猴发表一通美食评论，方肯罢体。小狸猫不停地演说，小猴是它的最佳听众。小猴经常眨着好奇的眼睛听小狸猫喋喋不休地叙说。它喜欢小狸猫手舞足蹈的样子。

渐渐地，在小狸猫的陪伴下小猴长大了，身体又强壮又结实。那个可怜的小毛头儿已经变成了无畏的勇士，它勇敢地保卫着陪它成长的伙伴。在过去的岁月里，它们经受了难以想象的困苦，那些成长的代价永远铭刻在心头。经过无数次的痛苦和挣扎，它们终于羽翼丰满。是啊，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这是成长必修的一课，这不但锻炼了它们，也使两个小伙伴成了生死之交。

再说那个备受母亲疼爱的猴弟弟，由于猴妈妈的过分溺爱，使他变得任性、顽皮、不听话。最后在同伙伴嬉戏的时候，掉进河里淹死了。

《伊索寓言》的中国源（文献考证）

诸玄识董并生

（一）没有文字的假古典

西方在15世纪之前，即在依靠四大发明（印刷和纸）锁定与规范表音符号（字母）之前，不存在文字和文献。

最早在17世纪晚期，西方的字母表音文字开始有了中国文化和汉语雅言的“表意内涵”（在华耶稣会士的翻译文本是西方摄取“中文表意”的重要途径）；即大卫·波特教授称“汉字密码”，莱布尼茨称为中国式的“哲学语言”，韦查德教授称（汉语式的）“文明的声音”，艾兹拉·庞德称（表意的）“诗的媒介”……。

如此的以表音为形式、以表意内容的西方文字，带来了“西学爆炸”——基于中华文明的成就塑造现代西学，伪造西学传统。

虽然西方在15—17世纪也有文字和文本，但由于没有合理的“表意”，其语言都是十分糟糕的：要么俗不可耐（世俗文字），要么神不可信（宗教文字）；但是，它们都在18—19世纪被改写或重写，从而都变成了“经典、古典”。

这就是说，西方在18世纪之前，由于缺少“表意内涵”，其文字不胜任于书写经典；而在15世纪之前，由于无法对付声音的时空变异，则它的表音文字根本无法产生。

（二）近代早期的累进伪造

史塔萊特（Vincent Starrett, 1886—1974年，美国作家）说：“伪造数不胜数……。谁是荷马？……耶稣的存在仅靠‘约瑟夫斯’的一段话，它却是一个虚构插曲。谁写的《伊索寓言》？侦破这些伪造的手稿、伪造的书籍和伪造的段落，成为学术项目之一。”

《伊索寓言》是“古希腊”的吗？关于它的来历，主流西方追溯至中古后期；据说，一位名叫马克西姆斯·普拉努得斯（Maximus Planudes, 1260—1330年）的希腊修道士，发现了《伊索寓言》的“古代手稿”，并且为其写介绍。

尽管伯明翰大学古文献专家尼斯贝特说，普拉努得斯是“整个的《伊索寓言》的伪造者（wholesale forger of Aesop's fable）”；但是，鉴于西方上古和中古都没有文字与文献，我们认为，普拉努得斯这个“人”及其所发现的《伊索寓言》这件事，都是很迟才出现的。

进而，英国古典学家理查德·本特利（Richard Bentley, 1662—1742年）揭示《伊索寓言》是“后世伪造”的。我们将在下文详述，恰恰是在本特利出生前夕，《伊索寓言》在明朝出笼的。另外，本特利还批评亚历山大·蒲柏之于《荷马史诗》，是“唯美翻译、彻底篡改”。我们今天所读到的18世纪以前的“西方名著”（包括荷马、但丁和莎士比亚的），此前都是粗俗不堪的，却在“中国风、中国启蒙”的影响下均被重写和“经典化”。

纽约大学教授杰奎琳指出：在18世纪，《伊索寓言》已被重写，使之更科学、更人性化；使用不同类型的动物改写《伊索寓言》，从而把它经典化；已改变了这个传奇特质和文化内涵，使它更适合于现代；由此，该文集成了西方知识遗产的成分。

奥格尔比（John Ogilby, 1600—1670年）“翻译”《伊索寓言》（1651年）是迈出的第一步，使它被经典化，从而逐渐发展了“新古典主义民俗传统”。

（三）在中国原创的《伊索寓言》

上文关于《伊索寓言》的来历，既然西方的追溯（中世纪的普拉努得斯“发现手稿”）是假的；那么，它来自何时何地？但无论如何，《伊索寓言》不可能属于那被虚构的“古希腊”的。

竟然在中国发现一条线索，即：明末耶稣会士编写过相关内容的作品。一般都说，这是“古希腊《伊索寓言》在中国的最早译本”。然而不存在西方原著，哪来“中译本”？反倒是，中国在明代和前朝已有大量的相关故事的原型；例如该书中，不仅有出于佛经的故事，甚至还有源自唐代柳宗元的小说笔记的内容。

原来，所谓的“伊索寓言”是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所杜撰的旨在对抗中国文化的“证道故事”的翻版。主要是在明朝，耶稣会士使团知道其内容狭小的天主教文献，根本不能与儒释道典籍相匹敌；于是，“就地取材、因地制宜”——利用中国古代文学资源，开发出让中国信众喜闻乐见的“证道故事”，从而促进其传教活动。在几十年间，居然形成几百种相关书籍，它们也构成西方人伪造“希腊文献”的渊薮。

耶稣会士编写喻道新说，目的在说明教义、开示教众，而利玛窦的《天主实义》则是这方面的首创。金尼阁在中国信徒的帮助下产生了《况义》，它是《伊索寓言》的前身；它是《伊索寓言》的前身；而后又添加了一些亚欧大陆的相关传奇，经过多次的翻译和改写才成型。

在耶稣会士产生《伊索寓言》的过程中，明朝有相关的动物寓言的书问世，即董德镛著《可如》和李世熊著《物感》；有人说他们受到“西学”的影响，而我们则认为相反——这两部书自然也就成了耶稣会士采撷的对象。

（四）《伊索寓言》原创的儒学内容

先有金尼阁《况义》，后有《伊索寓言》。耶稣会来华传教士出于传教的需要，于明朝天启五年（1625年），用中文编写了一本小册子，在西安刊行；据说，由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口授、中国天主教徒张赓笔传, 取名为《况义》（见下图），共收寓言小故事38则，正编22则、补编16则，全书约六千余字。为什么有人说它是《伊索寓言》的中文节译本呢？原来，据说法国国家图书馆有两种《况义》版本，其中之一封面上写有「伊索寓言选集」字样。“……拉丁文书目《伊索寓言选集》（Selectae Esopi Fabulae），封面上又书「金尼阁神父所译的某些伊索寓言」（Quaedam Aesopi Fabulae a Patre Trigault）。”

早期的中国学者强调《况义》是《伊索寓言》，说是由金尼阁“写成或译出”，“殆为伊索寓言”。究竟是“写成”还是“译出”呢？“殆为”也是不确定的语气。实际上，与其说先有一个古希腊的《伊索寓言全集》，再据以译出“伊索寓言”选本《况义》；毋宁说，是金尼阁神父为了布教编纂了《况义》，之后才被托名为“古希腊”奴隶伊索创作的《寓言》，最终被扩编为《伊索寓言全集》。

《况义》使用儒学概念、收入柳宗元的作品。巴黎所藏《况义》全文本分正编与补编两部分，其中正编22篇，补编16篇。正编“义曰”部分，间或采用儒学的概念，如第二篇言“义曰：治人以刑，不如以德”，其本于《论语》：“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补编中包括《罴说》、《蝜蝂传》两篇唐代柳宗元的作品。怎么可以说这是“古希腊”的“伊索寓言”呢？

（五）《伊索寓言》原创的佛学内容

明末耶稣会士的证道故事与佛学之间有着关系微妙。耶稣会士创作时，使用类似于佛教《百喻经》文体；而其所谓的古典故事，则有袭用汉译佛典故事情节者，最典型的是《况义》的第2则故事《南北风相争》：

南北风争论空中。北风曰：阴不胜阳，柔不胜刚，叶焦花萎，百物腐生，职汝之由。我气健固，收敛归藏，万命自根，尔无与焉！南风答曰：阴阳二气，各有其分，备阴偏阳，两不能成。若必觭胜，我乃南面，不朝不让，是谓乱常。南言未毕，北号怒曰：勿用虚辩，且与斗力。乃从空俛地曰：幸有行人，交吹其衣，不能脱者，当拜下风。南风不辞，北乃发飏，气可动山。行人增凛，紧束衣裘，竟不能脱。于是南风转和，温煦热蒸。道行者汗浃，争择荫而解衣矣。北风语塞，怅悔而去。

来华耶稣会士第一人利玛窦所述证道故事也有出自佛经。如利玛窦所述《空井喻》云：

尝有一人，行于旷野，忽遇一毒龙欲攫之，无以敌，即走，龙便逐之至大阱，不能避，遂匿阱中，赖阱口旁有微土，土生小树，则以一手持树枝，以一足踵微土而悬焉；俯视阱下，则见大虎狼张口欲翕之，复俛视其树，则有黑白虫许多，龁树根欲绝也，其窘如此；倏仰而见蜂窝在上枝，即不胜喜，便以一手取之，而安食其蜜，却忘其险矣；惜哉食蜜未尽，树根绝，而人入阱为虎狼食也。

这篇《空井喻》实际上是来源于唐代僧人义净（635-713）所译《佛说譬喻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