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在西方“创世”：开出中华“子文明”
中国历史在西方“创世”：开出中华“子文明”
诸玄识
（甲）中国史效应
科林·基德教授说：“研究全球编年史是（西方）现代早期的最高学科之一，它带来了有关基督教认同的严峻问题，吸引着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睿智心灵，包括斯卡利杰、乌雪和牛顿等。”
美国汉学家孟德卫说：“17世纪的欧洲缺少文化优势，暴露于中国的知识挑战的面前。中国历史形成‘欧洲认同’（China' s history posed European identity）。”
以上引文只是点题而已，我们展开说明之。
在17世纪，耶稣会士把中国历史介绍到欧洲这件事，引发了具有“创世纪”意义的百年巨变；它超过西方所有革命的总和、实则构成它们的总枢。首先是颠覆了“圣经创世纪”，因为神的时间与空间皆暴露在真历史、真文明的光天化日之下，变成了谎言；从而基督教的神圣与神权，皆被根本动摇。这直接使先前由四大发明所诱发的宗教战争、人神火拼，陡然升级；除此之外，出现了新版“创世纪”，它一分为四：
.“神学再创世”：神造万物与始祖谱系皆破灭，其时间和内容均被改写。
.“历史创世纪”：模仿中国历史虚构“圣经普世历史”，后来去神还俗。
.“文明创世纪”：上述神话破灭导致：神的社会→人的社会，进入文明。
.“文字创世纪”：表音文字寄生于“汉语表意”，谱写“古典、经典”。
（乙）神学再创世
研究者说：在17世纪中叶的欧洲，“耶稣会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 1614—1661年）所介绍的中国及其编年史，被普遍认为是可靠和可信的；这就意味着《圣经》的真实性受到严重威胁，以致彻底破产。”教会不得不修改《圣经》的时间与内容。
修改圣经时间首先是，用“七十士—希腊文译本”代替“希伯来—武加大译本”，来作为其权威版本，以契合中国古代的时间。研究者说：“七十士译本（希腊文）与希伯来译本（武加大版）是不同的时间序列。神职学者们转而选择七十士译本，因为它有可能把“创世纪”的时间提前；这是必要的，因为来自别的文化——主要是中国——的编年史，所记载的时间比希伯来译本（武加大版）要悠久得多。”
修改圣经内容首先是“《创世纪》神话第1—11章的现代形式已被重写”（The present form of the myths in Genesis 1-11 has, however, been re-written theologically）。
修改《圣经》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语言问题。在17、18世纪，相对于“世俗语言”（英语等）正在进行汉语模式的改革，“希腊语和拉丁语皆成为死亡的语言。”（the Greek and Latin being dead languages）；两者稍后也被改造，而起死回生。希腊文与拉丁文原先都是宗教性的，分别被用于伪造“古希腊、古罗马”；但在1700年前后，所伪造的水平和观点都是迥异的。
图：17世纪的欧洲，“中国历史的震撼效应”颠覆“创世纪”的时间与空间，促使其神职学者改写《圣经》。
（丙）历史创世纪
在17世纪，学者们按照中国历史资料、时间和方法，设计出多个版本的“泛西方、泛宗教”的通史，包括“古老文明”（埃及、两河）和“古典文明”（希腊、罗马）。而作为“造史运动”的先行者之一的则是，神职学者斯卡利杰（Joseph Scaliger, 1540—1609年）在1600年左右，利用他所获得的来中国的天文地理和天干地支及朝代年表等资料，杜撰出“圣经编年”及其所统辖的“异教编年”。
“斯卡利杰编年史”与那具有相对准确的中国史料、因而极具挑战性的新版本汇合，再被反复校正、改正；由此，它成为不断扩充西方伪史的指南，成为今天西方的全球历史的蓝本，
由“历史创世纪”延伸出“历史十字军”——中东考古，它是用科学手段来巩固西方伪史。尽管如此，在大半个19世纪里，疯狂发掘埃及—两河等“古老文明”，仍然都是依靠“中国时间”来设定其年代与分期的；这正如1853年《英国季刊》所承认：
非常令人满意的看到，中国历史和事实是怎样在时间上确定那些最近发现的埃及、亚述和巴比伦的历史与文物；……由此，所有这些古老帝国就被置于与圣经历史完美吻合的基础上，而不再有可怕的编年的难题了（yet no formidable chronological difficulty remains）。
然而，17世纪“造史运动”在当时是自相矛盾的：它在捍卫神本主义的同时，却为世俗性亮起绿灯，从而使“造史运动”构成欧洲启蒙运动的序幕。
（丁）文明创世纪
“中国历史的震撼效应”成为“转型机枢”，欧洲由此从“神的社会”变为“人的社会”，开始进入儒家式的、以人为本的“天下文明”。尽管如此转型早在两百年前——在四大发明传入之际——就已开始，但由于没有正确的世俗性（非宗教）的世界观与历史观的引导，欧洲却深陷战乱而不可自拔。进而言之，从“神的社会”变为“人的社会”的中间环节则是，随着“中国历史震撼效应”而起的三场运动，即：
.启蒙运动：儒学引导脱神入俗，建立非神权、非特权的“以人为本”的社会；
.“中国风”：开发“人的潜能”，引进中国式的物质文化、生活与生产方式、艺术与审美；
.浪漫主义运动：它是“汉字密码”在文学艺术领域的展开，从而诞生了西方文学（改造以前文本）。
在17、18世纪之交，西方表音文字开始全面寄生于“汉语表意”；它不再像以前那样制造误解、加剧宗教战争了，而是成为书写“古典、经典”的工具了。
“中国历史震撼效应”继续发酵发作，启蒙运动因而愈演愈烈；终于迎来了代为收场的三大革命：A.北美独立；B.法国革命；C.英国工业革命。前两者基于儒家政治思想（非宗教神权、非贵族特权的“人的自我管理”）。而英国工业革命始于模仿“中国风”产品，而承接由宋朝开启的“科技～物质文明”；并且依靠“全球性生态”作为其平衡条件与牺牲代价，把它推到巅峰。
“斯卡利杰编年史”与那具有相对准确的中国史料、因而极具挑战性的新版本汇合，再被反复校正、改正；由此，它成为不断扩充西方伪史的指南，成为今天西方的全球历史的蓝本，
由“历史创世纪”延伸出“历史十字军”——中东考古，它是用科学手段来巩固西方伪史。尽管如此，在大半个19世纪里，疯狂发掘埃及—两河等“古老文明”，仍然都是依靠“中国时间”来设定其年代与分期的；这正如1853年《英国季刊》所承认：
非常令人满意的看到，中国历史和事实是怎样在时间上确定那些最近发现的埃及、亚述和巴比伦的历史与文物；……由此，所有这些古老帝国就被置于与圣经历史完美吻合的基础上，而不再有可怕的编年的难题了（yet no formidable chronological difficulty rema
诸位须知，“古希腊”充其量是被用作西方宣传；但在实践上则不仅行不通，而且是进步的障碍（这也反过来说明，“古希腊”是不切实际的伪造）。就拿亚里士多德来说吧！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教授鲁本斯坦指出：在17世纪的欧洲，对于试图掀起科学革命的新派人物（伽利略、培根、牛顿……）来说，“亚里士多德不是灵感，而是敌人”（Aristotle not as an inspiration but as an enemy）。另据英文版维基百科：
在现代早期，亚里士多德所代表的，全是过时的、经院派的和错误的（Aristotle came to represent all that was obsolete, scholastic, and wrong）……。在1632年，威廉·哈维通过展示血液循环证明了亚里士多德的谬误。在20世纪，亚里士多德仍然代表着真正科学的敌人（Aristotle still represented the enemy of true science into the 20th century）。诺贝尔奖得主彼得·梅达沃在其所著《纯净的17世纪》书中陈述：亚里士多德是编造的“一个奇怪的、一般来说是令人厌恶的传闻，一个有缺陷的观察和一厢情愿的想法，而人们则过于轻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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