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迂回西洋”五百年

诸玄识十念生 2019-04-14

中华文明“迂回西洋”五百年

诸玄识

西方这种“人与人、人与自然之冲突最大化”的文明，仅是“文明突变”的产物和近现代的暂时现象——或许为人类史和生命史尽头的回光返照；它不可能存在于1492年（世界开始联通）之前的任何时空中，因为古代文明的前提是“人与自然的和解”，那是“道的智慧”的文明。

前言

纵观古今世界，1500年之前的一千年被西方学者称为“中国千年”（Chinese Millennium）；21世纪初见证“中国崛起”，实现“中国梦”——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两者之间（16—21世纪初），多则五百年、少则三百年是西方（欧美文明）的大显身手、大放异彩。西方文明是其自己生成的吗？不是！原来，中华文明的发展已达到如此，须从海洋途径联通世界，于是让西方幸得“天时地利”；从那儿绕地球一周，拓展全球性的“太平、大同、天人合一”。不是吗？在近代以前，只有中国及其影响所及是“人的社会”——事在人为：创新、发展，古今文明由此而来；而其余世界，尤其是西方，则是“神的社会”——窒息人为：原始、停滞，文明及其一切方面皆为零。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上帝和诸神，都是在印刷术和造纸术西传之后被“文艺化”和“文明化”了的。

知识、科技、发展和文明决定于开发和利用人的内在的无限潜能，而“神的社会”则是相反的。须知，人的潜能及其“衍生物”（科技等）都是双刃剑，古人极难开发，而今则容易；后者是因为现代人是以“全球性生态”为其平衡条件与牺牲代价，那些“地缘优势”的国家简直就是“潜能绽放、文明极致”，但这主要是机遇，而非智慧使然。为什么古人极难开发潜能和科技等？那是因为古人和他的环境是一体的，是直接的生命攸关；在此情况下，如果开发潜能和科技等，则很可能是自毁家园、自取灭亡；唯有“道的智慧”能够在化解双刃剑、从而在保持或恢复人与人、人与自然之和谐的前提下，开发与利用潜能与科技等，遂带来发展与文明。实际上，真正的文明是由易经式的“有序运动”启动、推动的。美国汉学家牟复礼认为：“《周易》昭示出一种关乎人类潜能的哲学，即人在宇宙运化之中，拥有主动创造和自由的潜能，这种潜能能够激发中国人巧妙地适应各个时代思想变化的诉求，其价值不仅是先贤处理日常事理之精华，而且是先哲们对心灵深处的玄妙意识之体现。”（https://book.douban.com/review/8137240/）所以莱布尼茨和法国数学家白晋等人共识：《易经》是人类智慧、知识、科学、数学和哲学的总源。古诗云：“万有滋荄隐混蒙，谁开玄竅洩神工；易经四圣羲周孔，数贯三天先后中。”

“人的社会”与“神的社会”在客观上是由生物圈的地表分布所决定的：在古代，“季风东亚”是自然对人的“适度挑战”，而其余世界（这里只讲东半球）则是“过犹不及”——要么挑战太弱：地表丰茂，生存无忧，缺乏文明的动因（也无需品尝文明的福与祸）；要么挑战太强：地表贫瘠，生存困厄，冲突压倒一切（神权禁锢确保勉强存在）。后者即西方。但在近代摇变为“文明的暴发户”的它（他们），却硬说西方在上古有“与今同构”的文明（古典文明：希腊、罗马；古老文明：埃及、两河等）。仔细想来：在1492年之前，即在全球财富开始滚滚汇注于西方和人类开始大规模开发地下资源之前，自然力在中国以北和以西都几乎不能支持稳定社群，除非“神约”强制。

（一）太阳西出：长河瞬间的盛景

西方从中国“借了”半个千禧年的风光。法国历史学家谢和耐说：西方已借鉴中国，却尚未认识到或承认这个事实；若非此种借鉴，西方则不会有目前的局面。（Jacques Gernet, p.3.）。美国教授彼得拉斯指出：“……是在1100—1800年间主导世界技术的中国使西方兴起成为可能（China , the world technological power between 1100 and 1800, made the West’s emergence possible.），亦即，仅是通过借取和消化中国的诸多发明，西方才有可能转向现代资本—帝国主义经济的。”（China: Rise, Fall and Re-Emergence as a Global Power）

英国历史学家彼得·弗兰科潘在其所著《中国重塑世界：西方时代终结》一书中指出：“……亚洲的崛起并不是沉睡2000多年之后的觉醒，而是历史上的亚洲一直就在塑造一切，包括欧洲最初如何兴起也与它有关。”

从中国科技的西传，于1500年左右开始把欧洲的“海洋地缘”提升起来，使之逐步具有了全球性的战略意义；到21世纪初，中国的“陆海有机”开始反克“海洋地缘”和海洋霸权，这前后延续了五百多年。若从1750—1800年间西方的正式兴起来算，那么，它的兴衰的过程或许要短得多（美国霸权活不过2040年，“东风压倒西风、西方不亮东方亮”不会迟于2050年）。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在其所著《文明：西方与其他国家》一书中写道：

我们的生活正处在“西方文明五百年统治地位即将结束的一个临界点”。美国“不再具有帝国地位”，而且“美国在当今世界发挥的帝国作用”就如十九世纪英国所处的境遇一样。随着中国的崛起，现在的问题不是东、西方文明的互相碰撞；相反我们要考虑，美国和欧洲的强憾地位是否会“变弱”，而且还会从逐渐孱弱变成最终的土崩瓦解。2007年夏天爆发的经济危机，可以被看作是促使西方……逐渐减弱的加速器，在此之前，西方世界已经慢慢显露其衰弱的态势。这次的经济危机更是为早已严重的债务危机雪上加霜。（CIVILIZATION：http://lz.book.sohu.com/chapter-1299303.html）

本书于2010年年底完稿，其后一年间并未发生何事让我改变原先的观点，即西方与其他地区之间历时500年的“大分流”即将落幕。就在我行文之时，欧盟正经历着一场经济政治危机，在被誉为西方文明摇篮的雅典和罗马，当局政府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颇具象征意味的是，2011年10月，欧洲金融稳定基金的负责人飞抵北京寻求中国投资人对欧洲货币联盟的支持。昔日辉煌的欧洲竟衰败至此。

35年前，德国人的平均富裕程度是中国的15倍，而今天这一差距已不足3倍。回溯至1980年，中国占全球经济产值的份额仅为2.2%，是德国的1/3。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到2016年，中国占全球经济产值的份额将达到18%，6倍于德国。事实上若以购买力平价衡量，中国将在这一年赶超霸主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至于若以美元计算，中国何时能超越美国，则要视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而定。但很少有人（至少在中国）会认为美元能够在可预见的未来走强。

正当西方国家经济发展滞缓之时，中国的经济却在以8%或9%左右的速度增长，工业产值年增长率达到15%。以美元计，中国的资本投资也高于美国。2010年，中国股票市场上首次公开募股的价值是纽约市场的3.5倍。这一经济奇迹所带来的社会意义同样令人惊叹。根据瑞士信贷（CreditSuisse）统计，在中国，拥有10000～100000美元财富的人口比例为1/3；而在印度，拥有同样财富的人口比例仅为7%。我们正处于东西方经济运势的拐点，近500年的历史到此将面临一个分水岭。（http://lz.book.sohu.com/chapter-1299346.html）

欧美文明——实际上是西方仅有的文明——是中国从“陆海丝路”到“全球天下”的一个“节外生枝”，在这个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把西洋和东洋的地缘战略优势给提升了起来，而使中国自身陷于险境；就像宋朝的科技跃进把荒漠草原的地理战略优势给提升了起来，造就了“蒙古征服”，而置文明中心和河谷平原于羊入虎口一样。所幸，此种依靠客观的天时地利兴起的征服力量不仅是短暂的，而且是能被同化的；就像往昔“蒙古和平”（Pax Mongolica）一样，近现代的“不列颠和平”（Pax Britannica）与“美国和平”（Pax Americana）的正面价值都是受到了儒家影响（国家体制和文官考试、经济思想和自由贸易、人权宣言和世界人权宣言等，再者，“美国的孔子”爱默生影响了威尔逊总统及其所创设的国际联盟）。

近现代的西方文明只是人类历史的总篇章中的一个短暂插曲，也许是它的可怕的终场——地球家园或生命星球的“劫坏”？在近代以前，即在族群被自然隔阂封闭、因而人与其环境共命的往古，不可能存在像西方这种基于“人与人、人与自然之愈益冲突”的文明。后者只是近现代的“暂时现象”。今人所熟知的世界历史是“西方中心论”的，它是被伪造的。美国历史学家茲博格写道：“中世纪的基督教和文艺复兴共同伪造了古代异教世界（希腊、罗马等），希腊和罗马的神与半神联结着基督教的神圣。”还有，古代两河和埃及文明也都是被杜撰出来的（请读：诸玄识《杜撰的世界历史系列》）；世界多处都有金字塔，它们属于“史前文明”，而与我们的历史皆毫无关联。

真正的文明只有一个，它是“道的元一”，一合一分而已；从全程来看，传统、现代和未来是“正→反→合”。我们必须扬弃西方中心论的历史观。欧美文明及现代世界只是亘古绵延的中华的展开，是她的“阴阳运动”的一个周期——最大最后的周期：先是西方的愈益危险的“阳亢”，然后回归东方（智动→仁静）。中国是历史长河的开拓者，而西方则是其中的一股巨浪——恶浪滔天，波涛汹涌。（参考阅读：诸玄识《真文明只有一个：中华文明及其派生的欧美文明及现代世界》）

（二）进化悖论：文明突变反自然

在1500年之前的世界历史中，中国一直是发展的主轴和引擎，是经贸之辐射、辐辏的中心。此乃近代西方和现代世界之真源流。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说：在西方兴起之前，“中国作为欧亚经济的引擎（China as the engine of the Eurasian economy），主宰了1000—1500年的世界历史”。然而，传统华夏的发展和进步越来越受制于东亚的地理瓶颈。亚当·斯密说：“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是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劳的国家。然而许久以来，它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可惜，亚当·斯密不知道，中国受制于地理瓶颈，而西洋则得益于中国（陆海丝路和越洋技术）、由此变成了地理通途。亚当·斯密庆幸是指南针和造船术等科技发明使欧洲人走向世界、从而否极泰来，却也不知道这些发明都来自中国。

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太平洋不利于这个泱泱大国的外倾发展，不利于这儿的芸芸亿兆到大洋彼岸去开发美洲。而在同样的中国技术的条件下，“西洋”则是连接东、西半球的捷径。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中华五千年的物质与人文之成果到西方竟能够发挥空前巨大的正能量。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若斯指出：“（欧洲人）拿来了中国的发明，竭尽全力发展它们，并将其用于海外扩张。这种扩张反过来又引致更大的技术进步和更多的制度变化。最终的结果是……转成现代文明，而欧洲人则成为这一转变的先锋和受惠者。”

于是，发展与经济的重心也就从中国转到了西方，中华文明派生出了欧美文明！（关于中国科技的传播改变了欧亚大陆两边的地理价值，它决定了西方的兴起和文明中心的中西易位，详见《伊恩·莫里斯：纬度而非态度：用地理解释历史》一文）。

文明，在近代之前后既是迥然不同，又是因果关系，但它们却是“一元合分”。近代以前的文明只能是“道器合一”，这是因为古人囿于自身环境，天人关系是直接的生命攸关。在此情况下，人智与人为、知识或知性，都只能是在“道”之下被开发、被利用，而不能独立形成于其他任何时空之中；否则寸步难行，动辄万劫不复。近现代的文明是“唯器无道”，这是因为：自从1492年以来，世界联通，全球循环，人们驰骋于偌大的生物圈之中，予取予求、我行我素，直到生态超限、地球劫坏为止；在此阶段，至少在表面上不需要“道”或“道的智慧”，人们反而能够“大有作为、大展宏图”。所以，近现代的文明，虽在物质和科技的方面算是飞跃，但在智慧与和谐的方面则是倒退。再者，我们应该指出，与现代文明或西方文明同质、同构的“古代文明”或“古典文明”是不可能存在的。

对于中华文明的发展史来说，近现代世界的突飞猛进、日新月异，是它自己的“量变→质变”；后者（质变）虽然先是体现于欧美，但对西方自身来说则是“突变”；因为近代以前的西方是“社会进化”的例外：那里从不存在发展或进步。西方学者们承认，近代以前的欧洲是千百年的“马尔萨斯停滞”（Malthusian stagnation），是零增长、零发展。中世纪和古希腊都是非文字和部落性的原始社会。深入查究，有两个基本原因决定近代以前的西方不可能自生文明：Ⅰ.欧洲是地球生物圈中最贫瘠的部分之一，这是由于高纬度、阳光稀、地表贫和非时雨（雨季与植物生长期相反）。在1492年之前，即在全球资源流向西方之前，欧洲人是生存困厄，冲突极大；如果不是最无情、最愚昧的宗教禁锢，则不存在定居社群。Ⅱ.没有“道的智慧”的西方是不可能首创或自生文明和文明的一切方面的。原始性的文化或宗教带来原始性的生产方式：为了防止自然的直接报复、从而否定生存，它对于人欲人智人为，不是利用与调和，而是禁锢与窒息。

只是由于地理环境的重要性变化的缘故（天时地利），近现代西方成为中国的阴阳运动的一次“阳亢”；虽说只有数百年的光景，即历史长河的一瞬间（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预测：西方强势和美国霸权就像历史长河中的军事帝国一样，转瞬即逝、昙花一现）；但是，它对文明本身、对全人类和生物圈无疑都是致命挑战和生死考验。

从今往后的大趋势有两种可能性：1.阴阳→和合(大道回归)；2.创世→末日(大千劫坏)。我们希望前者，乐观其成；防止后者，化险为夷。早在一百年前，美国哲学家杜威曾说：历史上的文明中心是在中国，由它传递接力于西欧，再转入北美；不久将来，它将完成绕地球一周，夹带着新因素返回其老家——东亚。汤因比也说：“在20世纪，当西欧人由于发动了两次自相残杀的战争而丧失了世界霸权后，主导作用转移到了美国。……美国在文明中心的优势，似乎也将是昙花一现。就象蒙古人曾经取得的优势那样。未来是难以预测的，但在文明中心历史的下一个章节中，主导作用可能会从美洲转移到东亚。”

总而言之，完整的社会进化只发生在中国；对于其余人类——特别是西方——来说，大体上是千万年的相对静止和近现代的“突变”，后者也是中国的“从量变到质变”：量变发生于历史上的中国，质变发生于近现代的世界，只是因为天时地利的缘故，西方暂时唱主角而已。

（三）厚德载物：派生子系遭弑母

严格地讲，依据进步和发展的标准，人类文明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华文明和它所带来的现代世界（这是“从量变到质变”）。其余的文明，要么是中华文明所派生的“子文明”或对立物，欧美文明是两者的兼而有之；要么是照着中华文明的模样虚构出来的，那就是西方的“古老文明”（埃及、两河）和“古典文明”（希腊、罗马）。尤其是在时间线上，西方的世界历史宗本于“圣经编年”，后者则宗本于“中国时间”。17世纪的欧洲人“复制中国”上溯至三皇五帝，伏羲是“时间基点”。《圣经》很大程度上也是在基于中国的历史观与天下观，汇集其自身的神话故事而编篡出来的。西方是基于中国的时空序列，而杜撰它的“世界历史”，然后，它就把中国上古史砍掉了一大半（今天现代中国的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西方中心论的）。

近现代文明有“三要素”，即：A.俗世之社会，而非宗教的；B.有为之进步，而非迷信的；C.天下之拓展，而非地方性的。这些在近代以前唯有中国具备，而西方则相反——原始、宗教、迷信。中国把它们赠予世界，与之共享，这就开启了近现代。剩下来的，像发展之快慢与福祸；那并非中国所能决定，而是客观的地理决定——看地理环境可否让一个或一些民族寄生于“全球性生态”，果真如此，那就是“正能量”最大化，而地理环境相对差的民族则就不得不承受近现代的忧患了。

人类社会的发展缘起于易经式的“有序运动”。任何排外的或排他性以及对抗自然的文化、思想和宗教都不可能自我产生文明，因为古人囿于他们自己的环境，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是直接的互相抵消，结果为零。西方式或希腊式的“与自然作斗争”的知识系统（西学）在近代以前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动辄自毁家园、自我毁灭；所以必需宗教禁锢，无从开发。所谓“西学”是近代早期从中国撷取的，是中国的“道器合一、体用不二”智慧中的功用部分，被疯狂开发、畸形放大而已。中古和上古的西方，都是零发展、宗教窒息或原始社会（请读：诸玄识《中国影响之前的欧洲》）。除非具有“道的智慧”（人与自然和解、和合），否则根本不可能产生“科学与文明”。

易经式的“有序运动”就是独步青史的中华文明。但它在达到一定高度之后，却遭遇“地理瓶颈”（尽管中国人是从陆地和海洋上联通世界的主要的开拓者）。于是，由人口与生态压力所构成的“内在张力”，透过“战争与和平”，在其所影响的“天下”之中的薄弱环节——西洋——发生了历史性的突破，这就成全了西方。

世界工业化发轫于宋朝（2016年9月初，G20在南宋首都杭州召开，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世界经济之“返本开新、更上高楼”）。科技创新与经济起飞在宋明之际乃初具规模。中国人致力于打通天下、联通世界，中国文化与科技的传播把广大人类从地理和宗教的双重禁锢中，解放了出来。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发生了“质变”：人们首次以“全球性生态”作为其平衡条件与牺牲代价，而使“科技文明、物质文明”势如破竹、势不可挡。起先是，由于中国科技的传播把西欧的“海洋地缘”提升起来，使它成为联通和劫掠世界的捷径。从西欧到美洲的距离是中国人跨越太平洋的一半。于是，西方才是“天时地利、近水楼台、捷足先登、得天独厚”！

换句话说，宋明之际的相对快速的发展达到了“危巅”——再前进一步，就是“负能量”抵消或压倒“正能量”了；这是因为遭遇人口压力、生态极限和地理瓶颈，后者最为关键：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太平洋不利于“广土众民”的外向发展。于是，“负能量”转化为天灾人祸和内忧外患，进而通过“战争与和平”（例如蒙古征服与郑和远航），夹带着科技与文化，向西宣泄“文明的张力”；终于在“西洋”这个生物圈自我保护系统中的薄弱环节，发生了突破，从而诞生了西方。

在中国文化与科技西传之前的千百年中，西洋的地理环境和“地缘政治”都丝毫不具有文明价值；尤其是不列颠岛，它是欧洲大陆和海盗的双重的受患者。而后则发生逆转，西欧——特别是不列颠——变为最具战略意义，大有操控全球之态势。自从1492年以来，西方人的内在潜能——尽管是“双刃剑”——被最大化地开发，享有其“正能量”，因为它的负面性（负能量）不仅被疏解于外、嫁祸于人，而且成为摧残和淫猎外部世界的动因。全球资源财源皆滚滚倾注于西方。相比之下，那基于国土生态、普遍呵护环境而终古持续的中华文明，在发展上就是“小巫见大巫”了！西方文明是基于“海外生态”：有多大的“海外生态”供其耗丧，它就会产生多大的“人间奇迹”；相反，如果没有“海外生态”（近代以前）或者耗丧之（不久将来），那就等于零或是回到前文明状态，甚至挟持众生万物返回于前生命的状态。

明清之际，中华文明严重受制于它的地理环境；尽管在此之前，这里一向是绝无仅有的自然的“适度挑战”，从而支撑着独一无二的绵延无疆的伟大文明。华夏五千年成果到西洋那里却被神奇般地用于塑造一个畸形的“文明谱系”——反自然、害生态、非生命的古今脉络（真文明与伪历史双管齐下）。质言之，主客分离、针对外物的西方文化及知识，包括“古希腊”的，都是“元一的道”的派生和变异；它们的单独存在和彰显价值，只是近现代的“暂时现象”。西方文化及知识既不能单独存在于人类步入生态饱和、环境超限之未来，否则便是人与生物圈同归于尽；也不能单独存在于人们囿于国土生态、乡土环境之古昔，否则便是自毁家园、自取灭亡。历史上，“西学”和人在这方面的无限潜力，要么在“道的智慧”之下被“开物成务、利用厚生”，要么在“神权禁锢”之下被“扼杀在摇篮中”。

近代以前的西方恒为原始巫术，而无“现世有为”，这是社会进化的反例。然而，西方从神本转向人文，从而来到近现代，几乎是从零开始、百分之百吸收中华文明。西方从“东学西渐、中学西被”获得了书写文字、民族国家、科技科学、制度管理、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哲学思想等。就连基督教也是在其大量撷取中国文化和凭借中国发明（四大发明）之后，才变成今天这种世界性的宗教的。

（四）真正文明：承受忧患遍天下

文明是什么？它是在进步和发展上启动、推动广大人类，然而，文明的进程则是“正能量”与“负能量”俱增并作，同步升级。唯有承受忧患、恢复平衡、可持续性、长生久视的社会，方可称为“文明”。今人却误把它所衍生的破坏者当成“文明”（近现代的西方文明是“弑母”——弑杀自然母亲和文明母亲）。

真正的文明，其出现的几率之小和生存的难度之大，都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倘若像西方和今人所崇尚的“与自然作斗争”的知识系统能够创造文明的话，那么，生物圈在人的面前则是毫无生命力、毫无意思可言的，遑论厚德载物、繁衍种群！果真如此，在人出现之后不久，生物圈就径直毁灭，哪能坚持几百万年到如今？人类战胜自然并非是直接对抗、正面冲突的结果，而是“正合奇胜”——从正面“和解、和合”，再是，在有所成就的基础上避实就虚，迂回突破。往古数千年的人与自然之和解、和合发生于中国，最近几个世纪的社会进化之突破、突变是从西方开始的。

科学及科技百科，包括数学和逻辑等知识，都不是智慧，而属于人作为“智能生物”的反克自然的本能（“第二本能”，相对于人的一般生物本能而言）；它们原在传统中国被有限开发，而形成规模，而在现代世界被尽情绽放，而爆炸开来。所以说是“西学中源”。

在近代以前，文明的诞生和延续的几率都是极微小的。文明所承受的忧患比它所收获的“正果”要小得多。文明是打破天地间的平衡，而又恢复之；所以，它难免导致、招致天灾人祸和内忧外患。这就是说，除非有“道的智慧”，否则无缘于创造科学与文明。

文明是“树造”天敌：第一，由于它把越来越大的“天下”都启动了起来，从而由于技术和其他的文明成果的扩散；便在某些地区，原先的原始性和内倾性的争斗就会升级为较大的战争源，乃至形成征服世界的暴力。第二，文明本身因其处于河谷平原，地缘战略被动，则首当其冲，而深受其害。古诗云：“一从狂宼陷中国，天地晦冥风雨黑。”中华文明先后“树造”了两个征服世界的天敌：1.草原暴力（匈奴和蒙古征服等）；2.海洋暴力（西洋和东洋列强等）。

在全人类都是处于封闭隔绝的历史时期，唯有中国人通过陆海丝路、国际贸易、朝贡制度和远洋航行，凭借指南针、航海图和《授时历》等，打通天下、联通世界。但明朝则戛然而止、实行海禁，似乎功亏一篑、功败垂成？今人诟责，却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让我们还是从“地缘政治”解释之。

先看宋朝。在军事斗争上，其经济与科技每向前一步，却只是暂时有利于己方，稍后则大幅提升“文明的天敌”的战略地位；游牧战团掌握了一定技术，加倍利用“地缘倾势”（高原→平原、困厄→富庶），铁骑驰骋，长驱掩杀。假如宋朝能够控制或限制“华夷交融”，似乎不会出现摧毁一切的“蒙古征服”。但实际上是做不到的，而且相反的情况成为历史趋势。于是，忧患与技术同步攀升。宋朝比晋朝更糟糕，因为五胡乱华不能跨越江南水网；明朝比宋朝更糟糕，因为中华民族开始陷于“草原暴力”与“海洋暴力”之两面受敌。

在宋明之际，中国在海洋方面每拓展一步，都会加倍地提升某些岛屿和半岛（东洋、西洋）的战略地位，而使其自身的大陆海疆变得愈益脆弱；照此趋势，19—20世纪的中华厄运就会提前三百年发生。再因为无暇打造战略纵深。而难免亡国灭种。文明是一种“阴阳运动”：起伏逶迤，周期震荡，在实现世界大同之前则饱受忧患、迭遭危机。

明清之际，中外海盗滋蔓难图，劫掠沿海城乡；而非越洋殖民，纾解大陆内忧。这是具有无限潜力的“海洋暴力”的前奏。朝廷不得已的权宜之计是海禁，暂且拔本塞源，而确保富庶之江南。由于海盗已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末”，加上明朝击溃丰田秀吉，遂推迟日本的“海洋暴力”差不多三百年。再者，郑成功打败西洋劲旅——荷兰，遂推迟列强侵华两百五十年左右。在这过程中，改朝换代，满清替明，坏事变好事：根除两千年胡患，打造边疆之地缘政治，使中华具有可靠的战略纵深：国衰周旋列强，国盛凌驾海洋。若非如此，中国不可能幸存于19—20世纪，更不可能在今后拥有最佳的地缘政治——“陆海有机”反制海洋霸权。

（五）现代世界：走到历史的反面

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两者与科学本身或逻辑方法都基本上是无关的，也与文化、制度和传统都几乎无关，而近代以前的西方则根本没有这些因素。科学—工业革命之由来是，联通世界，以“全球性生态”为其平衡条件与牺牲代价；而少数“海洋性”较强的民族（西欧），能够在中国传统科技的基础上最大化地绽放人的内在潜能。科学—工业革命靠的不是圆满的智慧，而是属于人的潜能的那些知识（人智）——人作为“智能生物”的反克自然的本能（第二本能或第二天性）；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这是人的“固有愚蠢”，因为它是“双刃剑”，对其开发和利用都是有条件、有代价的。这个代价是生物圈越来越不能承受的（今人是“以空间换时间”），也是人与自然直接的生命攸关的古代社会丝毫不能承受的（古人与其环境是直接的生命攸关）。

就其性质而言，近现代文明，即全球化、普世化的文明，纯属“人作为智能生物的反克自然的本能”（第二本能），它是传统的“道的智慧”和“道的文明”的衍生、质变和分离。由于人类破天荒地利用“全球性生态”作为其平衡条件与牺牲代价，一切都变得容易了——水到渠成、顺水行舟，科技发明犹如雨后春笋、春花怒放；“人间奇迹”好像打开闸门、呼之欲出；潜能爆发，翻天覆地，但生态环境却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然而，这颗唯一的生命星球遭罹浩劫，它无疑是生物史的最后阶段！

近现代是“按本能行事”，它是“道”变异。任何一个与今同构或同质的古代文明、文化和传统皆不存在。偌大的生物圈“海涵”人的善与恶，宽恕人的罪与罚，人欲人智人为人口都是“爆炸”（引发人口爆炸和知识爆炸），直到倾覆星球家园为止。

人性在近现代也发生了蜕变。在历史时期，非性善而不可能有文明；虽然在非文明的地区各有善恶，但“恶”是被宗教禁锢的。而到近现代，“性恶、原罪”则被释放，洪水猛兽，泛滥成灾。人蜕变为儒家所论“人禽之辨”以下的人——近似于禽兽的野蛮人！那就是“有条件的理性”和“无条件的非理性”：前者即嫁祸于外、损人利己，这样在其社会内部就有了“理性”，也就有了民主、自由和法治；后者即“理性”的受害者或失败者，它深陷逆境，其政治——虽是拯救手段——也极具负面性。现代西方的民主政治的本源是儒家的“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及其历史实践（有教无类、学优则仕），是它们在道德和人性上的退化。

一个国家能够具备“有条件的理性”、从而充分体现“民主与科学”，靠什么？靠的不是制度与文化，那只是社会内部的能动配合、顺理成章；而是地缘政治的优势——迄今为止是“海洋地缘”，数百年的天时地利而已，并且这一切都是基于中华文明的历史成就的基础上的。

从表面上看，上几个世纪的中国与西方犹如“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中国像是“沉舟、病树”；但实质上则是华夏孕育全球文明之际的“母体阵痛”，从另一个角度说是，“天时地利”的短暂变化所造成的“东方不亮西方亮”。

“海洋地缘”是西方兴盛的基本原因。欧美的一切优势和优越性都是基于“海洋地缘”之上的，从今往后，它决定着该文明的存亡绝续。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万物所由之而生的东西，万物消灭后复归于它”。

由“海洋地缘”所派生的首个次级的基本优势，即“有组织的暴力的优势”——亨廷顿认为它是西方战胜异域、赢得世界的法宝。虽然在20世纪中后期，东方也盛行“有组织的暴力”，而且青胜于蓝（组织力与动员力之最大化），但其效果迥异：海洋地缘绝佳的西方在此方面是事半功倍——无需政治高压，而海洋地缘欠缺的非西方在此方面则是事倍功半——忍受极大内耗。然而在新世纪，西方和非西方的民主政治的功效和它们在发挥组织力与动员力的方面，都正在走向反面。

麦金德说：“哥伦布时代（1500—1900年）的基本特征是欧洲几乎是在没有抵抗的情况下进行扩张。”西方是骤然勃起，突如其来，海洋地缘，顺风顺水，在内外战争中形成极具组织力与动员力的民族国家；而大部分的世界则都处于相对和谐的生活方式之中，无力抵抗侵略，因而难免沦为西方的猎物。到1900年，哥伦布式的西方扩张已经结束，整个世界变为封闭状态（一体化、地球村），即麦金德说：“从现在开始，即在哥伦布时代以后的时代，我们不得不再一次与封闭的政治制度打交道。”从那以来，西方是愈益“内讧”——西方的敌人是其自身。

现代西方是凭借其海洋地缘，通过牺牲外部世界和地球生态来支撑其繁荣昌盛的；这截然相反于传统文明之“万物众生之共存永续”。它实在是一种“质变”：第一，进步和发展“从量变到质变”，从而进入“沸腾期”；第二，走到了历史的反面——人与自然从“动态和合”到“零和决战”，人类暂时得胜而已。西方文明从“人与人、人与自然之最大冲突”而获暴利，谁是牺牲者？西方从占美洲、灭土著、贩黑奴到印度殖民、瓜分非洲和列强侵华，在达到世界地理的极限之际，却是祸害自身，爆发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阴谋的“雅尔塔体系”置欧亚大陆的东部于“铁幕”，承受西方的负面（阶级斗争），剥夺其参与世界市场的权利；由此让西方喘息，再度繁荣，其办法则是饮鸩止渴、竭泽而渔——通过深掘生物圈，而是世界市场“立体扩张”，来支持其高消费、高技术。

（六）中国转型：致命挑战善应对

尼尔·弗格森提出：“在15世纪，中国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而欧洲则是一潭死水。但到18世纪晚期，亚当·斯密发现中国陷入了长期停滞。”为什么会这样？弗格森的回答似是而非、倒果为因，即：“这是因为欧洲国家在政治上四分五裂，而且在每一个君主国或者共和国里存在着多个互相竞争的集团。军事和商业上的对立带来了技术进步，尤其是造船，以及财政上的创新，如联合股份公司，政府授予它们具有垄断地位的贸易权，以换取分红。”（http://lz.book.sohu.com/chapter-1299318.html）但实际上就像伊恩·莫里斯所论，是地理优势的变化造成的；那就是：传统华夏开拓陆海丝路和科技传播，把西洋和东洋的“海洋性”给提升起来，使其极具“地缘政治”的战略优势，而中国自身的大陆海疆则陷于地理瓶颈和战略被动（直到21世纪初开始变得相反）。

历史上，一个“海洋地缘”欠佳的国家，尽管它的科技会是最为发达，也不可能利用“全球性生态”；在此情况下，如果该民族致力于科学—工业革命，那不仅适得其反，而且简直是民族自杀。假如在中古与近代之间，西方人没有占有美洲，那么，英国人及欧洲人在科学—工业革命上稍做努力，就会把本土变为废墟。若非霸占美洲，就不可能有欧洲兴起和西方文明；美利坚合众国及其民主的形成，是以灭绝土著为代价的。

大体而言，一个国家实现工业化的关键是利用“全球性生态”，这其中有两个障碍——自然地理障碍和国际政治障碍。例如英国和中国之进行工业化的前提条件分别是：Ⅰ.英国：基于中国的科技发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这就使西方人克服了自然地理障碍；英国克服它的国际政治障碍是1588年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和后来分别击败荷兰和法国。Ⅱ.中国：在19—20世纪，基于西方的科技成果和市场，便有可能参与世界、外向发展；但它基本上克服国际政治障碍则是在1978年,即作为“联美抗苏”的外交收获，中国分享由西方所控制的世界市场。

世界的地缘政治的客观态势是倾斜的，而且在不同的“技术时段”是不一样的。让我们来谈1500—2000年这五百年。此期，欧亚大陆的西边的战略地位高于东边；有利于海洋国家，而不利于大陆（特别是那些拥有漫长海疆的陆地国家）。在这一阶段，地缘政治的战略优势表现为一个国家的“海洋地缘”的凸出，它可以通过向外宣泄矛盾带来其内部佳境——科学与民主；它可以相对容易地攻击和掠夺异域，而不会受到报复；一切邪恶、罪行都可以化作己方的“正能量”，并使他国陷于祸乱、从而衬托西方的“文明极致”。那么，其余世界又怎样呢？不用说抢占美洲和灭绝土著，也不用说瓜分非洲和贩卖黑奴，单说19—20世纪的中国。欧亚大陆的东部在地缘政治上算是逆境，人的潜能不能正常发挥，正能量多半会被负能量所抵消，而且还得承受“海洋暴力”；中国的辽阔海疆却成为列强侵略和霸权扼制她自己的“捷径”，中华民族承受着源自西方的极大的内忧外患，它的内乱浩劫是“原罪、性恶”的转化形式。

回顾历史。海洋地缘被动的明朝和清朝都不可以充分发展科技，因为国土生态不能承受那么大的“双刃剑”；也都不可以充分向外拓展、从而疏解其内部的生态压力，因为这么做会增进和招来天敌（海洋暴力）。如此进退维谷难免是“落后挨打”。换句话说，近代以前，中国的科技传播与全球联通都一直在衍生“海洋暴力”（西洋、东洋），但在这场像似“善与恶”的竞赛中，中国每向前一步，都会加倍地增进“海洋暴力”；这就是中国从世界海洋退却、从波斯湾和马六甲退却，从而“明哲保身”的主要原因。这一文明演进在地缘政治上的进退维谷只有到了21世纪之高铁时代，才会柳暗花明——21世纪的中国是“三千年来一大变局”：首次在地缘政治上获得了对于外患的战略优势！

再看历史：同样由于海洋地缘被动的缘故，晚清无法采用那能够有效抵抗列强的国家体制，即最大组织力与动员力的应战体制。质言之，近现代或西方式的国家体制，并非“先进”，而实质上是人类的政治文明的倒退；它总源于和近似于“战国七雄”，也是“双刃剑”：若非持续战争和侵略，则必祸害自身，这也就是中国传统政治升华于“天下太平的儒家治道”的原因之一。今天是“全球性生态作为平衡条件与牺牲代价”，所以排他性、应战性的民族国家盛行于世，而很少人知道它的负面；后者实际上是凸显于20世纪的东欧、东亚和其他一些海洋地缘欠佳的国家的。

俗话说，船小好掉头。19—20世纪的日本以列强为伍，祸害华夏；所以其内耗相对很小，容易“转型”。相比之下，20世纪中国的“转型”意味着大一统和同心圆双双解体，矛盾向心聚爆，民族大家庭分崩离析，列强乘危亡华，死人亿万不止。幸亏列强内讧，世界大战；中国结盟自保，借力奋起——克服社会离散，遏止外寇吞灭。然而强大的盟主也是双刃剑，从合作者变为颠覆者；所以中国必需以夷制夷，灵活变阵。例如，苏俄避免德日两国的夹攻（1936年的反苏协定），而策划了1937年的中日战争，它也大力援助蒋介石的抗战；苏俄的目的不是打败日本，而是迫使它妥协，来分割中国；恰好中国已成为美国的准盟国，所以1941年的“日苏条约”只是囊括蒙满。再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美结盟，但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之际，美苏英通过《雅尔塔密约》分割世界；罗斯福将苏俄势力祸水东引、借刀杀人（扼杀中国民族主义，防止中国崛起），把中国置于斯大林的“铁幕”之中，剥夺其参与世界市场的权利，让苏俄扼制中国的生命攸关的地缘政治（朝满蒙疆等）。而中国则改朝换代、国共易帜，以生龙活虎般的新生力量投其所好、顺势而为、因敌借力，反客为主。郁达夫诗云：“三百年来，我华夏威风久歇。……拔剑光寒倭寇胆，拨云手指天心月。”

（七）好景不长：霸权兴衰不由己

西方的兴衰存亡取决于它能否利用其“海洋地缘”，来掠夺和宰制“新大陆”与“世界岛”（麦金德语，指沦为西方的猎物的亚非欧大陆）。西欧顺此“以海制陆”的战略倾势，来分割世界、臣服东方；但不久，其海洋霸权（主要是英国）便受到那些海洋性较低的西方和西方化的强权的致命挑战；加上世界市场在广度上达到固定和饱和（其高峰是1930年代大萧条——资本主义总危机），由此便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

世界大战基本上印证了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的预言：具有机动、捷便和打击能力的有效陆权，将会抵消、最终葬送海洋霸权（欧亚大陆两端的日本、英国及西欧，原先都极具战略优势，现在却是脆弱不堪了）。然而自从20世纪初以来，大洋彼岸的美国介入“旧大陆”之火拼，趁火打劫，而窃取霸权。这似乎推翻了麦金德的“规律”，但实际上是在更大的地理范围上的重演之。

由罗斯福总统通过《雅尔塔密约》（雅尔塔体系）所设定的西方的如意算盘是，让欧亚大陆的东部承受“原罪”（阶级斗争），以拯救西欧和复振西方；美国的“炮舰政策”通过两大洋，从“世界岛”的边缘进行打劫和扼制，来主宰全球。

虽然美国称霸、并且赢得冷战，从而走向“单级世界”；但从一开始，从冷战到后冷战的总的形势，就朝着否定美国霸权的方向发展着。美国为了实现其战略目标，先后联合、并且援助苏联和中国（共产主义）；它先利用前者扫平列强，再利用中国钳夹苏联。美国虽赢犹败——中苏换位，中俄联手！冷战以来，只要欧亚大陆的陆地强国不恶交、不内讧，那么，美国就无计可施、一筹莫展——北约与亚太（美日等）不能实现战略接应；这样一来，美国就被“边缘化”于海洋之中。

美国为了长保霸权和宰制全球，它必须在旧大陆（亚欧非）防止出现“整合力量”（强大国家）；由此，美国有必要从大西洋和太平洋两个方面（北约与亚太），做到东西呼应，前后阻遏：平时困扰其国民经济和国际行动，战时使之重蹈两次世界大战的德国之覆辙。然而，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却让美国“望陆兴叹”，不敢越雷池一步——敛手屏足于海洋，无能为力于大陆。

美国利用“中苏分裂”，而与中国结盟，搞垮苏联。苏联解体对于中国来说，几乎是根除了其陆疆之最大外患（20世纪，中国深受其害）；再者，西方对华“网开一面”（1980年代），让中国参与世界市场，现代化由此得以启动。先前，为了对付共产主义，美国让亚太边缘（日本及四小龙等）分享“西方优越性”；进而，为了对付苏联帝国主义，美国使中国享有“最惠国待遇”。这样一来，世界的发展重心逐渐东移。

冷战结束后，美国企图通过科索沃战争和北约东扩来彻底肢解俄罗斯，并且钳制中国（北约与亚太合围）；再企图通过反恐战争插入“世界岛”之腹心，而使中俄两国腹背受敌。可是，美国发动“后冷战”，反而成全了俄罗斯的复兴和中国和平崛起。

原先，帝俄和苏俄唯恐受害于其他列强，故而以牺牲周边——包括中国边疆——来扩大其“地缘阵势”。倘若中国没有衰弱或是崛起于20世纪上半期，那么，或许东亚就不会遭罹世界大战。如今中俄两国讲信修睦，边境息烽；互为掎角，抗衡强霸。此前，美国曾因“世界岛”内讧，而长期称霸；现在是欧亚自我整合，它岂能有胜算？

海权与陆权，谁具有战略优势？这取决于机动、捷便和军事投射和自我隐蔽的能力。2000年之前的数百年是海权压倒陆权，而后则相反。随着科技和经济的发展，大陆交通愈益发达，这也极大地提升大陆国家的组织力与动员力以及国防能力；相比之下，主要倚靠海洋的霸权及其近海支点则越来越陷于被动——在火力打击、机动结集、后勤补给和隐蔽脱身等方面，海洋霸权及其联盟均越来越逊于大陆国防和它的海上力量。换句话说，21世纪开始以来，同等的军备竞赛，战略优势是向着大陆一方倾斜的。“和平崛起”使中国具有了对其太平洋和印度洋周边地区的战略倾勢。中国汇合最大的洲陆与海洋，以“陆海有机”逼退和淘汰海洋霸权，以陆海丝路促进和整合世界发展，此乃21世纪的主流。天时地利转过来了，和谐与发展的春风云起华夏，沿着一路一带而泽润世界。清代袁枚诗云：

春风如贵客，一到便繁华。

来扫千山雪，归留万国花。

（八）海陆兴替：麦金德地缘宏论

（甲）近代以前的欧洲不仅在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活上是全球最差的之一，而且在“地缘政治”上亦然，它是“画地为牢、与世隔绝、自生自灭、困兽犹斗”，谈不上什么正面意义。英国历史学家弗兰科潘称：“我的书有一部分是解释欧洲最近三四百年为什么变得重要，而此前，位于欧亚大陆边缘的欧洲还处在根本不重要的地位。”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说：

中世纪的基督教世界则被圈在一个狭窄的地区内……。在中世纪时，欧洲被关在南面不可逾越的沙漠、西面无边莫测的大洋，和北面、东北面冰或森林覆盖的荒原之间，而东面和东南面又经常受到骑马和骑骆驼民族的优势机动性的威胁。

这种情况表明近代以前的欧洲是不可能有发展与文明，也不可能有民族和国家的（实际上是不用文字的部落社会）。是中国科技与文化把西方人从地理和宗教的双重禁锢中，解放了出来的。

（乙）麦金德超越了黑格尔式“世界历史是欧洲—地中海的历史”的说教，主张欧洲的近代化只是亚洲历史的“脚注”；那就是说，西方的民族国家与近代文明的兴起是这样一个结果，即：在历史上具有机动性和战略优势的欧亚大草原的游牧骑兵，对欧洲的反复冲击和压迫。可是，麦金德忽略了中国这一世界历史的主轴，是它的科技发明与扩散启动了“草原暴力”及其征服世界，并且促使文明成就的东西方之传递，欧洲成了总的受益者。

麦金德的原话是：

弗里曼教授认为：唯一能算作历史的是地中海地区和欧洲种族的历史。……这样一种界限起着束缚思想的后果。

……匈奴人在草原带最远的多瑙河流域的外围普斯塔斯中部站稳了脚跟，并由此向北、向西、向南出击欧洲的各定居民族。近代史的一大部分，可以看成是对这些袭击所直接或间接引起的变化的注释。

这些就是一群冷酷无情而又无理想的牧民，扫过无障碍的平原所产生的收获，也就是巨大的亚洲铁锤任意打击这一空旷空间的成果。在一千年内，一系列从亚洲兴起的骑马民族，穿过乌拉尔山和里海之间的宽广空隙，踏过俄罗斯南部开阔的原野，取得了欧洲半岛的中心匈牙利。由于反对他们这一需要，于是形成了周围的每一个伟大民族——俄罗斯人、日耳曼人、法兰西人、意大利人和拜占庭希腊人的历史。

亚洲人对欧洲影响的全部意义，我们在十五世纪蒙古人入侵之前是没有认识的。终于在十四世纪中叶，袭击欧洲的游牧民族，在三千英里以外，蒙古高原草地上集结起第一批部队。……蹂躏波兰、西里西亚、摩拉维亚、匈牙利、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好几年的这场浩劫，不过是与成吉思汗名字连在一起的东方游牧民族巨大搅动的最遥远、最瞬息的后果。

……在这一典型的、记录详明的事例中，旧大陆所以定居的边缘地带，或先或后地都感觉到来自草原的机动力量的扩张势力。

表面上是为了惩罚他们对耶路撒冷基督徒朝圣者的虐待，基督教世界进行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总称为十字军的战争。虽然这些战争没有达到它们的直接目的，但是它们如此地搅动欧洲和团结了欧洲，以致我们可以把十字军东征看作近代史的开端——这是由反抗来自亚洲心脏地带的压力的需要，所激发起来的欧洲发展的另一个突出例子。

（丙）地缘政治的战略优势的“否定之否定”，就是三种机动性的交替：大陆中间的草原骑兵→大陆边缘的“炮舰政策”→大陆内部的铁路系统。确切的说，应该是“正→反→合”，即第三阶段是“陆海有机”对单纯的内陆与海洋的兼收和取代。麦金德只讲了前一半：

在一个世纪以前，蒸汽机和苏伊士运河的出现，增加了海上强国相对于陆上强国的机动性……。

但是现在横贯大陆的铁路改变了陆上强国的状况；铁路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像在闭塞的欧亚心脏地带……的广大地区所发挥的这种效果。铁路在草原上创造了更加伟大的奇迹，因为它直接代替了（往古）马和骆驼的机动性……。

在商业方面，我们不应该忘记海洋运输虽然比较便宜，但通常要包括四次装卸货物的工序——在货源的工厂、出口码头、进口码头和供零售商批发的内陆仓库；而陆上的铁路货车可以直接从输出的工厂开到输入的仓库……。

欧亚大陆上那一片广大的、船舶不能到达、但在古代却任凭骑马牧民纵横驰骋，而今天又即将布满铁路的地区，不是世界政治的一个枢纽区域吗？

……现在俄国取代了蒙古帝国。它对芬兰、斯堪的纳维亚、波兰、土耳其、波斯、印度和中国的压力取代了草原人的向外出击。……除掉北方以外，它能向各方面出击，也能受到来自各方的攻击。它的现代铁路机动性的充分发展，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枢纽国家很可能是强大的，但与周围的边缘和岛屿强国相比，只有有限的机动能力。

虽然麦金德的预测已发生变故，但他所揭示的规律是颠扑不灭的。交通和机动决定了陆权或海权的战略优势及其交替。历史上是大陆深处的游牧骑兵践踏处于河谷平原的农耕文明，近现代是大陆边缘的坚船利炮压倒一切，但它逐渐被大陆上的铁路之快捷和连通效用所超越。俄罗斯曾长期体现着陆权优势，但它被其他陆权势力抵消大半，因而不敌海权。冷战后的俄罗斯由于帝国解体、海路闭塞、历史结怨和地广人稀等，所以无法承担陆权的“天命”（不能领导欧亚大陆的整合）；后者便转移到了高铁拓展与“陆海有机”的中国。

（丁）高铁交通，加上陆权强国的和解、基于陆权的海权，以及发挥文化与历史的整合力，凡此意味着海洋霸权必将寿终正寝。

美国曾先后借力于苏联和中国实现其海洋霸权（二战时的同盟国和冷战时的“中美蜜月”），而今它不仅不能如此，而且还促成了“中俄掎角，其利断金”；美国实际上已失去了它的称霸“左臂”，只能是依靠其残存的科技优势孤注一掷，从事战争冒险（科技优势相对于地理优势，不仅难以生效，而且易于转移）。

美国防长卡特批评中国是“自我孤立、自设长城”。实际上从全球来看，中国则是“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何况德国军事专家伯格说：“最可怕的就是畏惧中国本身，没有听说一个13亿人的国家整体怕失去朋友的，中国人民与中国人民就是最牢靠的盟友，比北约加上（美国亚太联盟）人口更多。只要有‘以战止战’的决心，没有那个国家敢得罪中国，谁也不敢与永远无法消灭的中华民族战斗到底。”

再拿美国的盟友来说，它们每一个都与中国有着互利共赢的关系。要发展，找中国；要冲突，找美国。后者，随着它在地缘政治上越来越被边缘化，它对世界的负能量或破坏性也越来越大；但美国正在负隅顽抗，一如既往地从“世界岛”的边缘，用超经济手段暴敛世界。

在新世纪，中国对于其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周边，甚至对于“亚太再平衡”的海洋霸权，越来越具有地缘政治的战略优势。这令我想起曾经实行“光荣孤立”国策的英国，对于其余欧洲所具有的海上战略优势。那时的英国——按照马汉所论——可以从环不列颠岛，全方位地集中投射海上力量，压制其余欧洲；相比之下，法、荷、德、俄和西班牙等则易受其扼阻，甚至被闷在欧洲内海（地中海及黑海、北海及波罗的海）。进入21世纪，陆权开始反制海权，所以我们应该反过来看。

最近（2016年8月中旬），中国从南海联合军演到东海军事维权（钓鱼岛），看似两线出击，但实际上是发挥其有机整体的地缘优势。现在中国的陆疆和基于它的海上力量都极具机动性、整体性和灵活性；应对东面、东南、南方和西南的潜在敌人，能够一体运力、随时变阵，而非分身后顾、各自为阵（后者是兵家大忌）。所以，只要中国和俄罗斯不对抗，这两大国就都不会陷于“两线作战、腹背受敌”。当然，中国还有待于相关的战略配套的完成，诸如南海岛礁、川藏铁路、瓜达尔港、中俄高铁、缅甸邦交……。

相反，霸权则是孤悬海上，攻守皆难，沦为陆基的打击目标。其盟友或准盟友平时狐假虎威，企图渔翁得利；战时动辄灭顶，不如明哲保身。相对于中国的地缘政治，日、韩、台、越和菲等，无论怎样发展军备都是不能打仗的，而且越是军备竞赛，它们各自都越被动、越脆弱；因为它们皆无战略纵深和可靠后方，易受多面的饱和打击。再加上中国能够影响其经济命脉，甚至有可能控制南亚和东南亚的水源。

（九）谈古论今：夕阳西下的彩云

西方中心论哲学家黑格尔叫嚣：“受制于欧洲人，乃是亚细亚各帝国必然的命运；不久以后，中国也必然会屈服于这种命运。”西方小说《拉塞拉斯》中的主人公阿比西尼亚王子问道：“欧洲人凭什么如此强大？他们为了通商或征服可以轻而易举地踏足亚洲和非洲，为什么亚洲人和非洲人不能侵犯他们的海岸，在他们的港口拓殖，对欧洲王公发号施令呢？”王子的谈话对象回答他说，欧洲人“之所以更加强大……是因为他们更有见识：知识永远会主宰愚昧，就像人类总是统治其他动物一样。但为什么他们的知识比我们丰富呢，除了上帝深不可测的旨意之外，再没有别的原因了”。

我们反问：既然上帝是全能，那它为何使欧洲在原始状态中倾轧千年？西方人“有见识、有知识”这无非是各民族、每个人皆禀赋的“无限潜能”，只不过在1500年之后的西方有条件“绽放”而已。如此条件又是什么呢？是千年一遇的“天时地利”，即被华夏科技及其在西方绽放所提升起来的欧美的“海洋性”和地缘战略优势。但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21世纪前期发生转移，建立在这一客观优势之上的军事优势和文化与制度的优越性都将消失。

西方民主或现代民主实际上是很低劣的政治（人性恶、重欲利），而中国传统政治则是基于人性本善，它是体现了超国家、普世性的和谐。

西方民主源于17—19世纪欧美之模仿中华（科举及儒家治道：天下为公、选贤与能，有教无类、学优则仕），却发生了蜕变——如果不是灭绝土著、剥夺世界和称霸征战，就不会有西方文明及其民主。

海洋霸权及其所利用者（霸权盟邦），宰制全球，损人利己；在哄抢生物圈的过程中占上风的国家，统统享有民主。而霸权及其联盟的受害者则就是不民主。长期以来，中华民族承受着西方（列强和霸权）的致命重压。日本及四小龙等亚洲诸国或地区都是美国的“以华制华、以亚制亚”的工具和受惠者。东亚大陆的周边一直都在“吃中国饭”：往古受到文明母亲的哺育；近现代被西方利用“弑母”，而今则在分享“和平崛起”的红利。

假如美国没有或丧失霸权，因而囿于其自身国土，或者退回“孤立主义”；那么，就像黑格尔所说的，美利坚必会陷于自相残杀的人间地狱（分裂内战）。这也是从今往后它的趋势。

进入21世纪，随着地缘政治的战略优势从海洋（海权）转到大陆（陆权），随着海洋国家或地区逐渐在发展上被边缘化；世界各国的民主越来越走向反面——民主意味着低效、内耗和意识形态的斗争，它们品尝资本主义的苦果。相反，“陆海有机”的中国，尽管依然承受着内忧外患，但在各方面都愈益显示最具优越性。所以，21世纪是“中国世纪”。这就是为什么时下，美国正在南海及亚太做垂死挣扎（伺机战争冒险、毁灭世界）。古诗云：“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

进一步审视“西方有什么优势”？在我看来，决定欧美文明的兴起繁荣和存亡续绝的最基本的优势，就是客观的和短暂的“地缘政治”（海洋地缘）的优势。而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则强调那建立在其上的社会基本优势——“有组织的暴力的优势”；他的原话是：“西方赢得世界不是通过其思想、价值或宗教的优越，而是通过它运用有组织的暴力方面的优势。”在这两者（海洋地缘→有组织的暴力的优势）之上才形成它的“文明极致”和“普世价值”以及科学、文化、制度和管理等的“优越性”。所谓“谁占有法律语言谁就占有相关的资源和利益”这句话及其内含，是建立在西方的基本优势（海洋地缘→有组织的暴力的优势）之上的；一旦基本优势丧失，则就时过境迁、法权易主了。然而，上述“次生要素”却被西方和西化学者们吹捧称决定性的“西方价值”，如今则又抱怨“优势流失、洋为中用”——把西方的衰落归因于此。这又反过来说，西方没有自己的独特优势。尼尔·弗格森写道：

那些曾让西方称雄的“撒手锏”已经不再为我们所独有。中国有了市场经济，伊朗有了科学，俄罗斯有了民主，非洲（慢慢）掌握了科学，土耳其有了消费社会。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模式的凋敝，相反，这标志着它的四面开花，只有在少数地方西方文明仍受到抵制，现在越来越多的非西方人在睡觉、沐浴、着装、工作、娱乐、饮食以及旅游等生活习惯上、也在向西方人靠拢。此外我们也看到西方文明并不是单一片面的，它囊括了方方面面。它既包括资本主义，也包括政治多元化（多个国家和多个权威机构）；它既包括科学方法，也包括思想自由；它既包括民主，也包括法治和财产权。（http://lz.book.sohu.com/chapter-1299447.html）

上述西方的“撒手锏”（科学、民主、法制、制度和管理以及市场经济等），并非西方独创，而是中国原生。西方学者承认，西方与现代的政治与经济制度都是起源于中国：秦朝的国家体制和公共管理、汉朝的文官制度和行政管理、汉唐的考试制度和平民选任，唐宋的经济和经济思想。如前所述，在近代以前，只有中国及其影响所及是“人的社会”（事在人为），而西方则是“神的社会”（窒息人为）。西方从“神的社会”转为“人的社会”，主要是在17—18世纪通过儒学“启蒙欧洲”实现的。

总而言之，西方是什么？它体现了中华文明的“迂回退进”。《易经》曰：“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为圣人乎？”在传统时代的大部分里，自然地理的优势在欧亚大陆的东部，所以发展的重心在中国；然而，如此发展最终改变了地理优势（中国的科技发明使欧亚大陆的西端可以轻易而举地拥抱全球），所以发展重心转到了西方（西欧→北美）；但是，进入21世纪，地理优势、从而发展重心却返回了东亚。因而，西方的进步和极盛实际上是“梦幻泡影”。这令我想起（葡萄牙）佩索阿的诗句（假如21世纪后期回首历史）：

……欧亚大陆最西方的尽头，……我是虚幻。

永远不会成为任何事物。也不情愿成为任何事物。

靠这种与众不同，我已将世界的大梦聚在我身上。

……在石头和生活下边有着事物的神秘，

有着将墙壁浸湿和带给人白发的死亡，

有着驱使所有的车辆冲进虚无大道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