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上学方法：三种意欲、三大问题与文明三大系

From 孟晓路十念生 2019-04-14

第一讲绪论：传统学术的生机走出西方学术规范复兴固有规范

我对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思考很久了，并且感触很深。我从上大学的时候，就开始感觉到学术界对于东方学术研究的方法与状况都不能令人满意，越到后来越感触到这一点。在人民大学读研究生期间感触最深，因为我当时虽然置身于中国名牌大学所设立的讲授中国传统学问的课堂上，但接触到的都是很不令人满意的方法和教学。就像蒋庆先生在给我的信里说的那样，总把传统学术当作活化石来研究，也就是当作已经死亡了的东西来研究；出入于口耳之间，不能对自己的生命起作用，也不能对外界起作用，几乎成为一种没有用的学术。我觉得，现在这种对传统学术的研究，不管是儒学、佛学、道学，还是对传统文学、史学的研究，基本上就是没有用：对学者的身心修养没有用，对社会也没有用。这种研究到了现在，其用途仅仅在于它成为了一部分人的生活来源。他们在课堂上教学，可以拿到工资；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可以出名，也有利。可是发出来的文章又起什么作用呢？我看是作用不大；在课堂上讲授的这些东西对其学生又有什么用呢？我看用处也没有多大。老师总不把它当作活的学问来讲，学生也便一听了之。总之是出入于口耳之间，不能入心。此诚如北京师范大学李景林教授所说：“中国哲学作为一种哲理与教化一体的‘教化的哲学’，当它与现实社会体制解构，并完全成为学院化的学科、专业、知识时，承载它的‘以身体道’之群体，便因此而逐渐消失；中国哲学的讲习已从切于身心的‘为己之学’渐次转趋仅供生存的职业、口说的理论、记诵的知识一极。其结果便是中国哲学之‘道’的德性或文化生命内涵的衰减以致衰竭。”因此之故，我一直思考如何改变这种局面。上研究生的时候就想复兴传统的讲学之风，在《聖哲先师孔子》这本书里也写到了这一点。前一段时间对这个问题思考有了一定的进展，可以说在见解上有很大突破，所以把我的一些新的想法跟大家讲一讲，有助于大家对于中国学问的学习。说来话长，首先就要从梁漱溟先生的中西印三大文明体系讲起。

1.1三种意欲、三大问题与文明三大系

梁漱溟先生成名很早，在其成名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里梁先生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观点，这一观点是先生一直坚持的，从没有变过。也就是世界文化分成三大系：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和西方文化。他就是用三大文化的框架去观照世界文化之大势，思考当时中国文化以及世界文化的前途问题。我觉得文化三大系之划分是梁先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见解。我接受这个见解后，文化方面的问题就豁然开朗了，至今也没有变过。

三大文化体系划分的根据是什么呢？按梁先生的理解，就是人生的三种态度。这三种文化各有不同的人生态度，或者叫做意欲。意欲不同，需解决的核心问题也随之不同，也就形成了各文化间社会生活各个层面上的差异了。梁先生认为，文化就是一个民族共同的生活样式。正因人之意欲不同，故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正因要解决的问题不同，故各文化间其各个层面，譬如政治、经济、精神生活等，就都表现出不同之风貌。这就是梁先生对文化体系的基本理解。

西方文化的意欲是向前的。向前一看，看到的是什么呢？外物。所以他们要解决的问题是人对外物的问题。因为三大文化要解决的问题不同，所以他们的核心实践也就不同。西方文化的核心实践是是生产实践。这是西方人的状况，遂形成了以科学技术最为发达的的学术体系。总之，西方文化长于制器驭物，着力于人和外物关系问题的解决。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西方文化主要指近现代西方文化。在历史上，西方曾发生过两次人生态度的大转折。一开始是古希腊的向前看外物的态度，到了中世纪突然发生了转折，从第一个问题突然折向了第三个问题，就是人对自身的问题，如何出世的问题，这就是整个一千年的宗教时代。文艺复兴以降，这个人生态度又折回来了。所以，文艺复兴实质上是古希腊人生态度的复兴。

中国文化的意欲是持中的，他不是只向前看，只看到外物。他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调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使人与人之间能够和谐相处、感情融洽。而在处理人际关系问题的态度上，就不全是向前的，也不全是向后的；它是既有一个向前向外的看，又有一个回返的看。所以它是调和持中的，是在前后内外之间不断循环往复。这里有一个向前的问题，因为他人是我们之外的。但要处理好与他人的关系，仅仅如对外物那样向前去要求是不够的，必须回过头来返照自身，这就是所谓的“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返求诸已”的态度。所以说中国民族的这种态度是有一个向前的，还有一个向后的，在这两者之间不断地循环往复。因为它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问题，它所相应的核心实践就是交往实践。以解决这个问题为核心，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特有风貌。我们生活在其中，我们也对西方文明有所了解，从直觉上就会感觉到，这两种文化的风貌是截然不同的，各成一大体系。

印度文化又有一种与前两者迥异的风貌了。印度文化的意欲是向后的，它最难以理解，它完全是返照自身，不向外要求，完全是从自身上找原因，从改造自身生命入手。譬如当下有这样一个问题，屋子漏雨了。西方人的态度呢，是好好改造一番，把这个屋子拆了，盖成高楼大厦，结结实实的，安上空调，很好；中国人的态度呢，修修补补，凑合着过吧，知足常乐嘛；印度人呢？干脆不修，炼自己的工夫，破除贪嗔痴，修炼瑜珈，提高身体的抗寒能力，修炼忍辱心，让心能耐得住苦难。它是完全从自己的身心上去修炼的，中国人则是安于现状，西方人就把它拆了另盖好的。所以从这个小小的问题就能反映出三大文明中人不同的精神风貌以及不同的人生取向和态度。可以说，对于印度人的这种人生取向是很难理解的。在这种态度下，要解决的问题是人对自身的问题，是如何使这个不自由的、苦难的、生老病死的生命能够变成自由的幸福的脱离生老病死的，这是它要解决的核心问题。那么它要从事的核心实践就是修养实践，即人如何提高自己生命境界的实践。前二种实践都可以在马克思的哲学中找到，只有这种是找不到的。如果要牵强附会的话，那么只能说它相当于马克思所说的精神文化方面的活动，用毛主席的话叫做科学实验，但这就非常牵强，并且相去甚远了。印度文明形成了它那种独特的风貌，中国人和西方人难以理解的风貌，也就是印度人根本不去追求生活过得好。这让美国人很难理解，放着那么好的自然资源不去利用，却天天在那里坐着苦思冥想。所以张君劢先生对三大文化有一种概括，他说西方人长于科学，中国人长于伦理，印度人长于冥想。有一个美籍印度物理学家，美国人问他，为什么你们印度人会在科学、在物理、在计算机方面有这么大的成就呢？他说：我们印度天太热了，所以我们印度人天天就什么也不干，就坐在树荫下想问题。印度人是擅长玄思的民族，富于超逸、缥缈之思。一般来说，与北方民族比较起来，南方民族的性格要富于玄想。北方民族则更加务实。如果说北方民族是站在地上的，那么南方民族就是在高渺的天空中飞翔。

中西印三种文化的存在乃不争的事实，这三大系之成立实缘于他们在各个方面都有鲜明的特点。刚才提出了一些核心的划分标准——意欲、问题、实践等。其实这里是全息的，三大系在各个方面都有各自的特点。于自身而言，这些特点全是相互联系，相互一致，相互融洽的；但在它们之间却又各自不同，一看就非常地明显。所以说文化三大系之成立才是一种不争的事实。下面我再举一个例子，说一说三种文化在文字、思维方式方面的不同特点。

三种文字，西文是拼音文字，中文是象形文字，印度的梵文是非拼音非象形的文字。为什么这么说呢？中国文字的六书，六书的前二种象形指事是文，中间两种会意和形声是字。文就是单个的字体，“文者，鸟兽之文也”。字是组合起来的，是由两个或以上的文组合而成的。“字者，孳乳也”，是由文滋生繁衍的。文的造法是象形指事，字的造法就是会意和形声。六书的最后两种转注和假借是用字法，故只有前四种属造字法。象形文字的说法是以六书中的象形来指代汉字的特点，详说就是六书。总之汉字的形与义关联紧密，如指事，形与义的关联也很明显，可以说指事乃是广义的象形，进一步也可以说，四大类全是广义的象形，因为后二种全系前二种的组合，所以才可以把六书归为象形。汉字的形与义是关联的，在另一方面，汉字的形与音却脱离了关系，古今字音以及各种方言中的字音相差很大，然而汉字却不随之而变。拼音文字，也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我们都学习过不只一种的西文，它的文字形状与意义无关，意义完全由文字所表之音传达。而梵文就非常特殊，它分成假言与真言两种用法。假言即世俗用法，这时它类似于拼音文字，其字形只表声音，与所表意义无关。故其字可替代，如以罗马字母来转写。但在真言中，字形就有了真实意义。它的特定形状就代表一个个特定的三昧，如阿代表月轮三昧，麽代表文殊三昧等等。这时就不能将字形以其它形状来替代，所以在真言中，梵文是不能以罗马字母来转写的。

为什么说梵文应单独归为一类呢？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梵文有字母有字有词，而其它两种，拼音文字只有字母和词没有字，象形文字是有字有词而没有字母。所以在这个方面，三种文字也是各有独特的特点。梵文是最全的，它是既有字，又有字母，又有词。梵文的字母分成体文和摩多，由体文和摩多四十九个字母组合成字。梵文有固定字表，这个是拼音文字没有的，这就是《悉昙字记》里所列十八章之字，如弘法大师所说：“一转有四百八字，如是有二合三合四合转，都有一万三千八百七十二字，此悉昙章本有自然、真实、不变、常住之字也。”（《梵字悉昙字母释义》）这种字表是西文所没有的，所以梵文的确不同于拼音文字。就是在声韵组合上也是这样。一般的梵字总是由声母与韵母组成，而西文有很多单独辅音，以辅音结尾的音节就特别多，梵文中这种音节很少。在梵文中这种纯辅音叫做半音，如字，要把它的韵母去掉，只读其声母，就于其下加一“＾”，像这种情况不多，大多都是以响亮的韵母结尾。所以在这个方面，梵文更接近于汉语，它很响亮。对于一个语言，响亮性也是一个优点。因为纯辅音很难辨别，所以在传达意思时就容易出错，如两个词只是辅音不同，而辅音又听不清楚，这样就会将意思听错。而梵文这种不清楚的半音就很少，就象汉语这样，大部分都是清晰的音节，本来汉语也有这种半音，到现在半音消失了，梵文跟古代汉语都是有半音的，但都比较少。

三种文字的特点与三种文化的特有思维方式全息关联。中国的思维方式富于整体性、直觉性、灵活性，西方的思维比较而言则是线性的、逻辑性的，严密性的，而印度则集二者于一身，比中国文化更加灵活，比西方文化更加严密。西文较富于严密性、科学性，一词一句皆一义，较少歧义；中文较富于灵活性、神秘性，字句多义，可做多种解释；梵文则集最严密之逻辑性与最丰富之活变性于一身。其字相方面（用为假言时）语法及发音之精密复杂，远非西文可及，故表义异常精确；其字义方面（用为真言时），则以字门而释妙义，入因陀罗宗，一一字之实义皆含四法界，具无量义，具最高之活变性，远远超出汉字。三种文字的这种特点与中西印三种思维方式具有全息的一致性。西方思维方式为逻辑的、线性的，然又不及印人严密，故有西文逻辑化的特点，亦不及梵文之精密。中国人重直觉、整体，亦不及印人，故汉字亦相应地有灵活性之特点，亦不及梵文之灵活。印度人之思维集高度的形式逻辑严密性与高度的整体全息灵活性于一身，故其文字亦具相应之特点。文字与思维之关系可谓至为密切，因前者为后者之直接工具也，为人存在之家，吾人现有之心灵一大部分即由语言文字构成。

这与三种文化的三种著作方式亦是关联的。西方人的著作以章节严密自成体系为主。中国人以语录体不成体系之散篇最常见。印度人之著作则两种方式兼而有之，如佛教经律论三藏，经藏类似于中国人之语录体，其论藏则皆体系严密之著作也。

从以上例子不难看出，三大文化体系的确是成立的，三者从各个方面皆各有特点故。既然三大文化体系是确实存在的，且在各个方面都有着鲜明的特点，那么我们下面就要标出在学术规范方面也是如此！与三大文化体系相对应，就存在着三大学术规范。三大文化体系一般人还是能够接受的，但是当我们说存在三大学术规范，可能很多人都不能一下子接受，下面我就要说明确实存在这三种学术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