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统摄天下学术略论14史部：完成天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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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统摄天下学术略论14史部：完成天下史

From 孟晓路十念生 2019-04-14

第十四讲史部：完成天下史

孟晓路

本文1.8万字

中学统摄天下学术论录音整理第十六周第一节课 2012425017 李佳

我们还差两节，5.7和5.8史部和器部，用史部来统史学，用器部来统科学。下面首先看5.7史学这部分，这部分主要写的对史学性质重新认识，还有就是走出西方中心论和直线进步说。我们对史学的认识从现代学说中的一个小科的认识达到传统规范中的一个大科，经史子器，跟经学、子学并列的大科。在现代学术中史学是小科，专门之学，一个很专门的学问，但是在传统规范中史学却是一个包罗万象的，不是一个专科之学。直线进步说和欧洲中心论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要走出这个学说，走出这种伪造的学说，达到真实，也就是中华是历史的主干，历史的演变不是直线进步，而是夷夏进退循环，要达到这一点。

下面我们就用真实的历史观来重新书写未来的天下史。

史官与史学于中国学术之关系至关重要。据隋书经籍志：春秋以前，中国一切学术皆掌于史官，史官为经籍之源。至西周，经史器已各有其大概。孔子定六经，经部从而确立，史部器部亦因之确立；于是经史器始分。其后百家风起，子部从而成立。于未分科时，史官传统乃一切学术之渊薮，已分科后，史学仍居四部之乙部仅次于经学之亚为道体浑整之学为政宗。故史学之地位，实若是其尊重也。而在西化之规范中，史学久隶于文学之下，沦为分科之学的一个小科，其尊重地位与本来性质久被遗忘矣。

我们这一段概括了我们对史学的认识，“史官与史学于中国学术之关系至关重要。据隋书经籍志：春秋以前，中国一切学术皆掌于史官，史官为经籍之源。”那么，史官为经籍之源，也可以认为史学是包罗一切的学术，也就是说，在没有分化之前，可以基本认为史官所掌的学问，也就是史学，它是包罗一切的，经史子籍都在这里面。“至西周，经史器已各有其大概。”我们已经大概说了一下史学。到西周的时候，经史器已经初步成立了，经学还没有成立，经就是诗书礼乐；史还是掌管一切，但是已经有了后代史部的雏形；器学已经粲然大备了，甚至可以认为器学是在西周达到了很兴盛，很完备的程度，在后世却越来越衰落了。我们要走出直线进步说，在学术上也是一样，在学术上走出了直线进步说就会认为学术不一定越来越进步，有时候还会衰退。经学从远古到孔子好像有一个从萌芽到成熟的到定型的过程，似乎是在进步，经学在进步；器学有一个进步的过程，当然也有一个衰退的过程，从西周以后在某些方面可以认为是衰退了，特别是从隋朝以后器学就更加衰退了，器部的衰退有一个表现就是，在分科体系中属于器学的科并入了子部，从独立的一科到失去了丧失了科目的独立性。在汉书艺文志时，属于器部的科都是独立的，器部列了三科：术数学，兵学还有医学，单列了三科。到了隋朝，立经史子籍的规范，器部已经没有独立了，在一级学科里面没有了，器部实际上是在衰落。走出了直线进步说之后，可以看出学术不一定是在进步，有时候可以认为是在进步，有时候是在退步，还是一个进退循环。

“孔子定六经，经部从而确立，史部器部亦因之确立。”孔子定六经的时候，经部就从而最后确立了，史部的最后确立是在司马迁做《史记》时，所以说史部最后确立要晚一些，器部这个时候早已经确立了。“于是经史器始分，其后百家风起，子部从而成立。”经史器先成立了，到最后，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子部就成立了，可以说子部的最后成立是汉书艺文志，它从春秋就开始酝酿，直到汉朝司马谈做六家要旨，刘向刘歆做七略，汉书艺文志这些，子部就最终确立。经史器应该是一个中学的规范一个重要阶段，经史子器是另一个重要阶段，也就是说在传统的演变过程中，经史器阶段要单独提出来。（板书演示）这就是道术未裂时的学术规范，这是道术以裂的时候也就是方术时代的学术规范。春秋之前可以认为至少在周朝，西周是这样一个经史器的规范，到了春秋以后一直到清朝是一个经史子器的规范，其中最关键区别是子部的出现。在道术中天下唯有一道，唯有一教，是非常浑整，非常统一的。到春秋战国以后，天下一道的局面就再也不能恢复了，只能是一统多元。一统多元这并不是最好的事，相对于多元或者说是一统多元来说是可遇的，是比较好的。但是相对于天下唯有一道的道术时代，一统多元已经是等而次之的了，所以说经史子器这种一统多元适合小康世或是升平世；据乱世可能就是多元或者是一元，而没有一统的；大同世就应该是唯有一统。所以可以来区分一下这些概念：道术叫做一统；经史子器就是一统多元，这是大同时代，这也是小康和盛平；还有乱世就只有元了，没有统，或者是多元，多元就是民族国家的体系，一元就是帝国主义用自己的元消灭了其他的元。因此一元和一统不是一回事，一统是王者无外的天下主义，一元是消灭它元的帝国主义。一统多元不是最可遇的，在它之上还有更好的大同时代。大同时代天下的学术都归于统一，甚至连语言都统一了，非常一致，这种不一致的东西都很少了，少到什么程度呢？少到天下为“重人异，讥二名”一个名字也可以批评的对象，最好的情况还是天下一个事物只有一个名称，如果有多个名称就有些混乱，但是在一统多元或者是多元的时代，这个都是不可能不如此的，一个东西有不同的名称没办法。但是到了大同的时代，文化、人心都极其齐整，唯有一道、唯有一教，名称也完全统一了，天下事物最后同一类的事物只有一个名称不会有多个名称，如果一个事物列了两个名称，就会在春秋的书法里受到讥讽，即“讥二名”，在这个时代要求的标准非常高，因为低标准已经达到了。要求非常高的时候就把这些细微的东西都作为要求的对象，讥二名在据乱世和升平世是谈不到的，只有到了大同世，这样一个高标准下的要求。

所以我们对中华文明，应该有这样的理解：经史子器是一个最广的范围，第二个范围就是经史器，再缩小一点是经史，缩到最小就是经学。总之子学虽然在第二位，但是它对于中华文化的关系首先是比较疏远的，是中华文明最先要统摄的一个对象，也就是说处在中华文明的最外围，所以在最广的中华学术里才包含子学，在稍微严格的时候，中华学术不包含子学。中华学术的第二个理解就是经史器了，所以器学是很重要的，它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比子学更核心，子学在最外围，器学在子学之内，所以我们不能认为这些器学是工具性的，是没有文明属性的，是一个完全中性的学问，这是不对的。在我们器部统科学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中华的器学与西方文化中的科学相差很大，是有特殊的文明属性的，在中华文明要复兴时，所以我们只能复兴自己的器学，西方的科学多数情况的下只能被抛弃掉，西方的科学著作多数都只能是一堆废纸，文明属性是相当的明显，不是一个中性概念，所以说我们中华的器学有鲜明的中华文明的特质。

“于未分科时，史官传统乃一切学术之渊薮，已分科后，史学仍居四部之乙部仅次于经学之亚为道体浑整之学为政宗。”未分科时，史官就掌握一切书籍，掌握一切的学问；已经分化了的时候，特别是到了经史子籍四部出现的时候。首先，仍居四部之乙部仅次于经学为道体浑整之学为政宗。在经史子集这个名称出现之前，先用了甲乙丙丁四部这个概念，是在魏晋时，史部先是被称为丙部，后来又有一个人做了调整，把史部提前到乙部，把史和子颠倒。在第一种甲乙丙丁的四部中，子部是乙部，史部是丙部，在第二部中做了一个调整，史部成为乙部，子部成为丙部。魏征作经籍志时，就把甲乙丙丁用了经史子籍的名称固定下来，不再称为甲乙丙丁。史学仍然属于浑整之学，在正史中最集中的体现了这个特点，这些正史那些表和书还有志那里面包含了很多很多的现代历史学不包含的内容，比如政治学和自然科学，经济学等等，总之在正史里非常明显的体现了史学是包含浑整之学的特点，史学的地位非常尊重，在传统中很高。但是在西化的规范中，史学久立于文学之下，在西方是这样的，在日本学习西方的规范中也是如此，在中国最初学习模仿日本规范创立的奏定学堂章程那种七科和八科的体系中都是如此。钦定学堂章程是七科，那时候没有经学科，到了奏定学程章程中立了八科，有了经科，文科。史学在文科之下，历史学在当代跟文学并列，在这之前很长时间都隶属于文学之下，分化出来的时间并不长，在这种史学隶于文科之下的状况中，史学的尊重的地位早已被遗忘了。

“柳诒徵先生于其名著《中国文化史》之序中论此事云：史非文学，非科学，自有其封域（故史学不当入器部而官独立一部也）。古之学者治六艺，皆治史耳。故汉志有六艺，不专立书目（此说可商榷，七略不立史部乃由秦火烧去秦记外所有史记，史部之书过少，不足以单立一部，故附于春秋下也。乃一时变例并非古来如此。六艺虽有史型之经如书与春秋，然自孔子定六经甚至自西周以诗书礼乐造士以来，经与史一为常道，一为事迹；一为教宗一为政宗；毕竟当分别，不当将经学并入史学。故六艺毕竟当属之经学，不当以为史学也）。刘宋以史俪文儒玄三学，似张史学，而乙部益以滋大。故儒学即史学（当言儒学乃经史之学），而玄又出于史（当言玄出于经史），似四学之并立未谛。近世学校，以史隶文科，业此而隽其曹者称文学博士，名实诡矣。西国史籍之萌芽，多出文人，故以隶文科，（西国无史官传统故无信使可言也）与吾国遂古以来史为政宗异趣。近人欲属之科学，而人文与自然径庭，政经社诸学皆出于史，子母不可偶（偶，并列也。史为正宗，一语极谛。吾国政治之经验与制度实皆荟萃于史学中，政学商学刑律礼制皆附属于史部未出史学之外也。史官传统对中国学术之影响极大，依隋书经籍志，一切经籍皆出于史官亦为史官所保守传承也。史官可谓中国政教之源。中国之有万年信使当然亦归功于此—传衍不断之史官传统也）。故尝妄谓今之大宜独立于史学院，（依吾人之见，此是第五六阶段之事，立经史子器四大学院，史学院乃与余三并列也）。使学者了然于史非文学，非科学。（文学科学皆分科之学，史学为浑整之学所谓通天下之际者，故史学非文学非科学；即史属道学非器学也）。且创为斯院者，宜莫吾国若，三二纪前，吾史之中且函有亚洲各国史实，固俨有世界史之性。（自史记开始已有朝鲜匈奴大宛西南夷等列传。故吾国史，自始即为天下史也）。丽鲜越倭皆师吾法。夫以数千年丰备之史为干，益以近世各国新兴之学拓其封，（此为吾人完成天下史指出了基本路向，足堪依据）。则独立于史学院之自吾创，不患其异于他国也。”

柳先生的论述大体是不错的，史非文学非科学，这是有所指的，在近代的学术体系里，西方的历史学有的时候隶属于文科之下，有的时候又被认为是社会科学的一科，也就是说在西方体系中有事历史学属于文学，有时有属于科学。但是柳先生认为，中国的历史学不能这么认为，中国和西方的规范不同，西方的史学可以被认为是文学或是科学，但是中国的史学却不能那样认为，两种不同的规范，所以学科之间的关系也不同。柳诒徵先生有六经皆史的观点，这是有问题的。“古之学者治六艺，皆治史耳。故汉志有六艺，不专立书目。”这里指出七略为什么不立史部，当然这是我们替刘向刘歆两位先生提出的理由，那么到底是不是这样，我非刘向，我也不知道，也不能确定。这是我们替他想出的理由，有这样的一个理由呢，给他的做法这样一个解释，但是这个理由不足以让他这样做，其实史部的书也不少，也可以立一部，《史记》就有一百多卷，还有《战国策》、《国语》各有几十卷，这也有二三百卷，立一部也不是不可以。总体来说，七略不立史部是没有道理的，错误的，所以这样就开启了后世经史混淆的错误。经史混淆可能有两个路向，一个是混经为史，就是这样六经皆史的观点，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七略不立史部就开启了这种六经皆史的谬说的源头，开启了开关，六经皆史与七略不立史部有直接的关系。还有就是混史为经，这个也不对，张文江先生认为《史记》是拟经之作，这就是混史为经的一个说法。他的根据其实就是因为汉书艺文志把《史记》放在春秋部的下面，所以它认为《史记》是《春秋》的一部作品。我反对这种说法，我认为《史记》不是《春秋》的。因为在《史记》的序，司马迁先生明确的说自己的那个不是模拟《春秋》的，明确的区分了自己的书和《春秋》的不同。因为壶遂专门讨论了这种不同，用壶遂的问标出了这个问题。壶遂说：“作《春秋》是为了那样一种状况，是为了那件事，你作《史记》又是为了什么呢？”司马迁先生就诚惶诚恐，赶紧说：“我这个可不是你《春秋》的，可和它的性质不一样，《春秋》是制作，是立一王之法，我哪里有那么大胆子。我这个只是述故事，明世系，记载了有汉一代，从皇帝到有汉一代帝王的功绩，让他不再历史中消失掉，标榜先王的功业和先王学术，记载一些学术和功业，是记载，不是制作。”明确的指出了区别，《春秋》是制礼作乐，当一王之法，而《史记》显然没有这个功能。所以认为《史记》是《春秋》诸作，这显然是有问题的。

所以说学术的统类非常重要，也就是说我们给学术分科，非常非常的重要。稍有不当就会开启各种弊端，所以我们说汉书艺文志七略的体系跟经史子集的体系各有优长也各有欠缺，他们的缺点就进入了我们的学术史，深深地影响了我们中华的学术。当然他们的优点也是如此，也深深地影响了我们中华的学术，所以讨论分科的题目是非常重要的，也可以说是治学的基础。就像盖房子一样，这是设计盖房子的蓝图，非常重要，不可不视。

缺第十四讲第二节课

经学和史学不能混淆。刘宋以史俪文儒玄三学列。就是刘宋的时候把史学和文儒玄三学并列。列就是并列。似张史学，而乙部益以滋大。乙部就是史部。似乎是在张扬史学，所以史部就越来越多了。史部的分量也越来越重了。这是这个经史子集出现之前的一个规范下的情况，史部已经在这个规范里独立了。刘宋的时候是儒学玄学文学史学。这个玄学可以认为是子部里的一种，文学就是集部。刘宋这个分科就是经史子集的一个先声，已经把史学单列了。故儒学即史学，这是柳先生对这种说法的批评，他认为一切皆史。而玄又出于史当言。就是说史学和文学并列是没问题的，和儒玄并列则有问题。这个是柳诒徵先生的一种说法。我觉得柳诒徵先生这种说法有问题。因为他以儒学为史学的观点是错误的。我们应该说儒学是经史之学。总之儒学即史学是显然是有问题。如果说儒出现在史后面，少了经是不行的。经是核心。儒学是经学，往外扩展儒学是经史，再往外扩展儒学是经史器，再往外扩展经史子器。这个经学是不能少的，认为儒学是史学，这是大错的。有问题。

玄又出于史。这是六经皆史的一个推论。我们说玄学出于经。玄学者三玄。三玄是老庄周易。周易是经，老庄是子。故说玄学出于经学是没错的，说出于史学就错了。似四学之并立未谛。我到是觉得四学并列者谛也。认为人家未谛是在六经皆史的前提下推出来的。我们推翻了六经皆史的说法，便认为四学并列是不错的，并开启了经史子集四学之先河。近世学校，以史隶文科，业此而隽其曹者称文学博士，名实诡矣。学史学专科毕业的却称为文学博士，名实诡也。下面说法史学列为文学的渊源。西国史籍之萌芽，多出文人，故以隶文科。这是说明西方学术为什么将史学列于文科，因为他们是附属于文人，属于文学这个科目的。也就是说西方的历史不是由史官作的，而是由文人作的。我们这个史官专写史书，西方文人是附带着写的。所以我们这个是单列的，而西方这个就隶属于文科。与吾国邃古以来史为政宗异趣。这就说了，西方的历史是一个隶属于文科的专科之学，而我们中学当中的史学是一个大科。史为政宗就是史学是为政学问经验的荟萃，也是为政的总指导。今近人欲属之科学。也就是说史学属于文学是中世纪的传统。到了近代，历史学越来越科学化了，跟文人脱离关系了。越来越跟科学家关系密切了，有很多科学家搞历史了。西方的史学的隶属发生了变化，从隶属于文科，变成了隶属于社会科学的转移。而人文与自然径庭，政经社诸学皆出于史，子母不可偶。这就是指出了我们国家的史学不能隶属于科学。而这个科学是以自然为主，社会和自然是大相径庭。而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是从史学里分出来的，史学是母，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是子。把子母并列起来是说不通的。所以这里就否定了把我们的史学隶属于科学的这样一个设置。所以柳先生认为应该在大学里单列史学院。我们也是这样主张的。我们在未来的中学大学里，希望能够立四大学院，经学院、经学院、子学院、器学院。使学者了然于史非文学，非科学。史学非文学非科学，这是很明显的。且创为斯院者，宜莫吾国若。创设这个院的资格，只有中国才有。因为什么呢？因为二三纪前，就是二三世纪前，吾国的史学当中三二纪前，吾史之中且函有亚洲各国史实，固俨有世界史之性。自史记开始己有朝鲜匈奴大宛西南夷等列传。故吾国史，自始即为天下史也。丽鲜越倭皆师吾法。高丽朝鲜越南日本。我们古人称日本为倭人。他们在前些年发现这么一个印，判倭奴国印。就是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事实。就是说日本在汉朝的属国了。而且根据考证跟同朝汉朝赐给其他诸侯国的印是一样的。但是这个倭奴国是不是覆盖了日本全境还不知道，但倭奴国肯定是全日本最强大的，是没有问题的。不然汉朝了不会赐给他这个印的。所以从汉朝以来日本就隶属于中国了。到了近代，日本脱亚入欧了。日本在明朝之前，都是隶属于中华天朝的。

到了清朝，日本独立了。因为他自认为自己汉化的程度是超过了清朝。自认是中华的正统，不承认清朝的地位。朝鲜开始也不承认清朝的地位，到了后来才承认的。日本一直不承认清朝的地位，所以他就独立了。但是后来他甚至把琉球国拿过去了。琉球一国侍二主。因为二个主子没有相见，所以也一直没发生什么冲突。一直到近代问题才出来了。到了近代以后，甲午战争之后，我们就失去了琉球。到了二战后，罗斯福就对蒋介石说，日本战败后，琉球就归还给中国。可是到了真的战败之后，美国就没有实际这个诺言。看着中国内战打得不可开交。总之国家弱了就失去了很多利益。美国就没有实现归还琉球的诺言，琉球还是被美国管着，连日本也被美国管起来了。这就是史实。我们今天这个钓鱼岛的争端也在其列了。我们早晚要把琉球争过来。现在琉球也就是冲绳，还是美军基地。

下面柳先生就规划这个史学院了，夫以数千年丰备之史为干，益以近世各国新兴之学拓其封。这个史学院当然要搞史学了。隶属于文学小科的史学就很小。你单列了一个史学院，你不搞出一点大东西就不行。柳先生就说，你以这样的途径，以中华丰备的历史，加上近世各国新兴之学拓其封，就可以搞出来一个大的史学。

下面一段我们主要是批评这个西方直线进化说和西方中心论。

吾人今日治史学的当务之急是走出西学规范，恢复其原有的地位性质以及见地。建立独立的史学院以及史学的道术性质前文已说，见地方面就是走出西方中心论和直线进步说的伪史和错误的治史方法。从意大利文艺复兴开始，西方人系统伪造了西方史和世界史，打造出了西方中心论。这其中包括印欧族说、雅利安人入侵印度说、多利安人入侵希腊说、拉丁人入侵罗马说，弥天大谎之尤者为向壁伪造出一个古希腊文明，以在欧洲中心论的框架下为西方的近代转型提供理想样板和论据。西欧蛮夷直到四五世纪灭了罗马西部前一直在中欧的森林里里茹毛饮血，没有任何文化可言。灭了西罗马，接受了罗马的耶教与文字，才算有了一点文化，不过还仍然极其野蛮，其自称黑暗的中世纪确实不虚也。到了近代利用经由阿拉伯人传过去的中国科技发现了美洲，撞着一个大彩，突然成了暴发户，甚至主导了全球。因此从西夷这一小撮人一小段时间之角度，历史确系进步。于是闭着眼无限外推，称全人类的全部历史都是直线进步。这样可谓一举两得，一方面贴合了西人自己之情形，另一方面可以此严重诋毁中印等古老文明，将其纳入西方中心论的框架之下。

故直线进步说是配合西方中心论而编造出的伪说，无此，则西方中心论也就不成立了。面对这些伪史，要始终意识到的是西方自始至今没有信史的传统，想象、推理和文学性的补充等，一言以蔽之即虚构一直是西方史学的正当方法，或者说是主导方法。西方史学实行双重标准，书写自己的历史时，对自己的史书衡以中学规范其实是小说家言西方自古至今无信史传统故也甚至荷马史诗这样的神话传说都做为信史加以接受；对待非西方民族的文献比如中国的信史文献则采取一改抹杀不予承认的办法。如我们的神圣经典尚书中明明有对于尧舜的言语事迹的确切记载，我们的官修正史作为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更是明确记载了黄帝时代，而从伏羲神农到黄帝到尧舜到夏代再到商代的世系都非常清楚；可是西方的主流史学至今不承认夏朝，更无论黄帝神农伏羲了。理由是没有地下掘出的文物证据。于是就有了前些年中国史学界的夏商周三代断代工程，希望通过地下挖掘，努力将中国的历史上推到夏朝。其实这都还在西方唯重地下物证抹杀文献证据的所谓科学的实证史学的圈套中。我们拥有如此久远的信史，对于这样一笔全世界唯中华独有的无比宝贵的财富，我们为什么不能直接抛开西人的阴谋标准而直下承当呢？

第十六周第三节课2012425019田萍

我们今天治史学的当务跟治其他学问的当务也是一样的就是走出西方学术规范。我们上周去石家庄参加儒学论坛，一位老师提交了一个文章，说今天治学的一个问题，就是鞋拔子的问题。这是安乐哲先生提出来的一个说法。这位安先生作为一位美国人，对儒家有这么深的认知，非常值得赞叹。这个鞋拔子的问题，就是脚太大鞋太小。鞋太小硬将脚塞进去，鞋拔子就是干这个事的一个做法。这个脚就是中学，鞋就是西方的框架西学西方名词。就是蒋老师说的以西解中。这个鞋拔子就是把中学的脚硬塞进西学的鞋子里。这就是我们现在中国学界的一个最大的障碍。河北的儒学也好，中国的学术也好，要踢开第一脚，走出鞋拔子这样的荒谬的境地。只有这样中学才能复兴。我们为什么田先生可贵了。田先生在美国呆了二十多年，能够没有被美国所染，主张以中学解中。他们有留学的优势，却脱离了西学的束缚，这个是难能可贵的。不光田先生安先生能够这么做。中学的复兴好多就发生在这些留洋的学者当中。可能他们长期在西方学者当中，更能够看到这个中学的优长。包括从见蒋老师的那些学者，像清华大学贝淡宁。贝淡宁就是加拿大人。他主张的学术生涯是在加拿大。这可能是关注蒋老师学问当中一个比较突出的人。

他帮助蒋老师在西方出版了他的著作。在美国的报纸上发表了弘扬政治儒学的文章。正是这些人开启了这个本土复兴的潮流。对西方的崇拜，往往是对西方和对中国了解都很肤浅的一种表现。如果对西方深刻的了解了，对中国也深刻了解之后，一定会走出以西解中，走出对西方的崇拜。这个在辜鸿铭和马一浮先生那里表现得非常明显。辜鸿铭和马一浮是五四西化铺天盖地的浪潮中，他们能够坚守中学，能够坚守纯正的中学，马一浮能够提出六艺统摄一切学术，辜鸿铭能够提出尊王攘夷非常纯正的中学立场，能够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具有这样纯正和坚定的立场，就跟这两位对西方和对中学的了解，都双双达到了那时的顶点，远远的超出了一般的学者。

马一浮先生的长处在于中学，他对中西双方的了解以中学为优长，是那个时代对中学最深的人之一，他要比梁先生和熊先生对中学的了解深厚。对西学也可能了解得更加深入。他先去的美国，后来去了德国，去了日本。第一本资本论都是马先生带进来的。辜鸿铭先生首先是对西学有了深入的了解，达到了时代顶点的程度。他是一个混血儿，他母亲是一个西班牙人，他父亲是一个华侨，在今天的新加坡附近经商，种植香蕉园。你的养父带他到西方，先上中学，再上大学，上博士。他拿了好多学位。他拿到了奥地利的工学学位，通了西方七八种语言。他师从的好像是梭罗的老师爱默生这一派。总之，辜鸿铭先生对西方有了一个深入的了解，从学问，到生活，去考察他们的政治制度、生活，从学问和实践，总之有了非常深入的了解。回到中国后，他又下了很大的功夫学习儒学，学习经学。他那个时候在张之洞那个幕府里面工作，工作了好多年。他有很好的条件，他有那么多的好同事好老师切磋。他用的方法也很好。先是背诵，再看权威注解，然后是研究，是体验。

有一个事情。他开始对中学不了解的时候。有一位大师来张之洞幕府聊天。辜鸿铭先生高谈阔论，这个大师也不接茬。想跟大师说话，大师也不大理他。最后就说，你懂的我都懂，我懂的你不懂。所以接不上茬。嫌辜先生对中学了解不够。然后辜先生受了很大刺激，下了很多功夫来研究中学的学问。过了十年，又碰到这个人了，然后辜先生把他读过放到桌子上，就说先生你随便看，看哪一本书我不懂。这位先生就说不用翻了，这回我懂的你也懂了。已经对中学有了非常深刻的了解了。辜鸿铭先生自号汉滨读易者，他对中学最深的学问易和春秋都有非常深入的了解。所以他先是对西学的了解，对中学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也有很深入的了解，而且是按照原文去了解的。也就是说对中西都有这个深入的了解后，中学是什么样的，西学是什么样的。都能有这么深刻的认知。

这是田先生提出的方法，就说我们今天要想走出鞋拔子的困境，还是要进行中西比较，中西比较是舍此莫由的道理。要对中西进行深入的比较。从点到面，你对西方的学问要有系统的了解，中学的学问也要这么做。然后到具体的问题时，把这个问题分析放到中西学问当中，对比着去看，这个时候这些中学的概念才能够走出以西解中，用深入了解的中西对比才能够走出以西解走。就说你光研究西学或中学，是不行的。你得中西都研究。

我们在史学方面，解说西方学术规范。还史学与中学本身的面目，恢复它原有的地位，原有的性质以及见地，我们下面主要谈见地方面。

见地方面就是破除西方中心论和直线进步说。我们西方中心论和直线进步说相对的是正见，西方中心论是伪史，相对的是中华主干说。相对于直线进步说，我们这个是夷夏进退循环的这种观念。在这里面，这个夷夏说是从历史观的核心的宗旨，就孔子作春秋，他是以夷夏说为春秋的正法眼藏。那么《春秋》的目的，我们说《春秋》是一部有史学面目的经典。涉及到的重大的问题就是历史观的问题。所以《春秋》给我们的史观就是夷夏进退循环这样一个历史观。那么做《春秋》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在无限的历史长流当中，坚守华夏的文明，不让华夏的文明被夷狄所吞没，让它能够永远地持续下去，不断以作为人类文明的延续，作为人类历史的主干。这既是《春秋》的目的，也是过去、现在、未来人类历史的事实。人类的历史，已经过去的历史，就是这样一个夷夏进退循环的状况。未来也将按照夷夏进退循环而演变。所以这个是世界史的真实，天下史的真实。今天在近代以来的西方的学问里面，却刻意地把这种事实掩蔽了，模糊了，彻底掩蔽了，代之以西方中心论和直线进步说，特别是西方中心论。西方中心论是西方的学术，西方的学者刻意地、精心地打造出来的，或者说编造出来的一个弥天大谎，我们一定要认清这个现实。

所以我们现代文明是一个科技教的文明，现代文明是一个科技教文明。这个科技教文明是什么呢？就是共济会，也就是科学教的教会，共济会主持的一个虚拟世界。看过《黑客帝国》吗？我用虚拟这个词是受《黑客帝国》的启发。我们从《黑客帝国》的精神，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这个科学教，这个虚拟世界是什么意思，你就可以深刻地领会什么叫做虚拟世界了。你也就知道，虚拟世界确实有可能成立。《黑客帝国》中生活在虚拟世界的人，他们的本体是被泡在营养液里面的，但是他们的灵魂已经进入电脑的网络里了，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已经把自己的本体和地球的实体已经遗忘了，他们就认为虚拟世界就是真实，是不是？我们今天这个科学教的文明，就是这样一个类似的状况。我们从世界观到具体的生活，都已经被虚拟化，都已经远离了真实，都已经被共济会所塑造的，共济会告诉我们的这种谎言所掩蔽。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对历史的认识，都已是如此。

问题说多严重有多严重！可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习以为常，习焉不察。当务之急是从这场大梦里面，从虚拟世界里面醒来，脱离它。像雷欧那样重新地回到真实的世界。先自己回归，然后带领整个虚拟世界中的人一起回归真实。这个任务极其繁重，任重而道远，可能需要几代人，甚至是数十代人的功夫，我们才能真正地走出，回归真实世界。也就是说我们走出西方文明，回归中华文明需要这么长的时间，也就是几百年的时间吧。但是要有一个开头，我们得开头，要不开头，永远也不可能，永远也没有向真实的回归这回事。

我们中国人对中国的历史，对中国在世界史当中的地位，对中华文明在天下中的地位，今天的中国人，也就是说从近代以来的中国人，特别是今天都久已的遗忘了。还有我们小时候接受的历史，那都是爱国主义的教育，但是远远地丧失了正见，远远地不够。它那里面描述的中国，远远地不够让我们和起真实的爱的自豪的感情，往往还是自卑。虽然名为爱国主义教育，其实是自卑的教育。因为它对历史的真实已经不能承当了，对华夏中心，华夏自始在几千年、一万年的历史当中，一直是人类历史的中心这一点，早已经不敢承认了。所以在这里面毫无体现。告诉我们的却是，我们中国先是奴隶制，后是封建制，总之近代还落后了，总之是黑暗的，很惨的，很不理想的。相反西方却很好，西方一直在进步，而我们却很落后，我们很黑暗，我们的历史很黑暗。只有四大发明，大黄鱼小黄鱼之类的。我们地大物博，有些物产，大马哈鱼之类的，有四大发明。我们能数出来的就是四大发明，什么李时珍、指南针、张衡的地动仪，就这点东西。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呢？这怎么能让我们建立起真实的、对中国的民族自豪感呢？不可能。所以名为爱国主义教育，其实还是虚无主义的教育，不能生起真实的自豪感。所以我说近代的人实在是不孝子孙，祖宗留下来一个诺大的、无比珍贵的宝藏，却不敢承当，把它忘掉了，抛弃掉了。所谓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托钵效贫儿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状况。

你看这个无，到底是无还是天呢？我写的无经常被天，很容易写成天，认不清楚了，所以讲这个简体字实在不是个东西。写成正楷才不会出问题，但是一写草书，一写行书很容易就跟天混起来了。这个典故是法华经里的一个故事，说是一个罪人，他喝醉了。他的亲戚把一个无价宝珠缝在他的衣服里里了，他喝醉了就醒了，醒了之后从亲戚家走了，他就不知道有这个宝珠。后来他的生活就败落了，就沿途行乞，做了乞丐。有一天乞到他缝宝珠那一家亲戚的家门。亲戚很惊讶，说我在你的衣里缝了一个宝珠，你怎么却做了乞丐？他就不知道，一摸果然有一个宝珠，这下大喜。这是其中的一个。

还有一个典故，说得更加详细。是一个大富长者有一个小儿子。这个小儿子不服管教，就背父远逃了，离家出走了。因为他小，所以把家世都忘了。可是他父亲却无时不在牵挂着他。所以这个大富长者就到处去找他。有一天就找到了，但是却不敢告诉他，因为怕他难以承当。就托人把他领到自己家里来，先让他做什么呢？让他做淘粪工。这下他能接受，因为一个乞丐升到淘粪工，有了衣食来源，不用乞讨，也不用饿肚子，他也很愿意干。慢慢地，大富长者就潜入淘粪工里面去，做了淘粪工的头，然后跟他一起淘粪。为这个孩子的觉悟真是一片慈父心肠。慢慢地就启发他，慢慢地提升他的自信心，给他讲一些事。他也慢慢地就知道大富长者不是真正的淘粪头，而是家里的家主了。到他能够接受的时候，就把国王、周围的闲杂都请来，集聚一堂，这个时候他不再逃跑了。初来的时候，他初到大富长者的集会当中，他一见这样的威势扭头就跑。这回他不跑了，当着这些人的面，让这些人为证，说就是我的儿子，离家出走的儿子，我现在就把家业全部传给他。这回他能够承当了。所以经过了这样一个循序渐进的漫长历程，他才能够接受。

可能我们中国人也是这样。中国人要接受夷夏的正见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今天提出夷夏说，多数人还不能承当，还不能接受。可能得按照大富长者这样一个方便，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中国人才能够接受。当然我提出来也没坏处，有多少人就多少人接受，不接受的人按照循序渐进，终有一天会能够承当。那我能做的只能是不断地去呼吁这件事情了，不断地在书里面去让中国自己人，让世界来正视这个事实。

这上面就是西欧的真实的历史，是这样一个状况，所以怎么能说是西欧中心论呢？这个西欧中心论实在是不能成立。首先加入要成立的话，这几段线，埃及两河这是最早的，还有二希、罗马、希腊和希伯来这两个。然后是中世纪，然后又是近现代。起码西方的历史分成这五段，都是断的。这个是首先要完成的这种变道，就是把这些段连起来。打造成一个不断的，一个实体的西方。本来这个西方是不存在的，给它连起来，构成一个有实体的西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这是一个。

还有就是伪造事实，伪造历史事实。这其中就包括印欧族，印欧族说，雅里安入侵印度说，多里安入侵希腊说，拉丁人入侵罗马说。在这里面，最荒唐的，最远离事实的就是古希腊文明的打造，这是成立西方中心论的重点。近代的西方把古希腊作为他的文明的源头，像黑格尔，还有德国的诗人都说，一提到希腊，我们就升起了故乡的感觉。这实在是冒认祖宗。黑格尔他们所属的族叫做日尔曼族，他们跟希腊人沾不上边。在伪造的几个入侵说里，就把希腊人、罗马人，还有印度人，都说成了白人。因为印欧族认为这些印度亚里安人，古希腊人、古罗马人都是印欧族的，是一个族，而且就是白人，所以这些人都是白人，就跟他们日尔曼族都是一个族，一个大族，一个白人的人种。这是一种编造。我们知道印度人和古希腊人、古罗马人都不是白人，至今在西方的分类里边，还把印度人说成是白种人，这实在是荒唐至极，没有价值，没有根据。都是在伪造的印欧族说下的推论。事实上古希腊人、古罗马人根本不是白人，他们是地中海人种，从肤色到体制都跟白种人没有关系。不是一个人种，文化也没有传承，怎么就成了黑格尔的故乡了？这故乡是怎么扯上的？实在是大言不惭，无耻至极。

所以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这就是非其鬼而祭之，这是冒认，这是谄媚，这是。你说你去祭祀，祭错了祖宗，这不是笑话吗？所以西方的近代，他们作为暴发户怎么来的？就是掠夺，掠夺世界上的财富，这种掠夺和财富，除了物质财富之外，还有更大的，就是文化掠夺，他们掠夺到的文化财富更加隐蔽，但是也是他们掠夺的重要的、被人忽略的组成部分。他们掠夺了其他地方的文明，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文明。从中世纪归一了，学了拉丁文，才有了一点点的文化和文明，但是他们自己都说，那是黑暗的中世纪，那有什么文明啊？没有，惨得很，可怜至极。近代，已经成为文明的极致了，他们的文明怎么来的？全是靠掠夺来的，文化都是从别的地方拿来，然后加上西方的外包装，然后又外销，推广出去，说这是西方的，说这是西方的文明，西方的文化，西方的学术。就经过了这样一个掠夺，再倾销的过程，从世界上掠夺来，加上西方的外包装，再倾销世界，作为普世价值，再推广到世界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西方中心论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实质，所以这是一种伪造，也就是掠夺，文化掠夺。这样就把印度的文化、希腊的文化、罗马的文化，都说成是西方的文化了，就这样掠夺到自己的身上来了。

所以这个印欧族说，下面有一个印欧语系说，这就是把梵文的精华，把这种精华的语言掠夺到西方的文明中来，一个具体的例子，把希腊语、拉丁语，近代他们蛮族的这些文明语言，加上梵文，说成是一个语系，叫印欧语系。拼命地跟人家梵文扯关系，提升自己的这种语言的品位，然后也就把梵文掠夺到自己的西方文明当中来了，所以这个语言的掠夺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说中华学术统摄天下学术，中华文明统摄天下文明，它的基础就是中国的语言，中文作为天下文字，天下的语言，语言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所以他们在文化掠夺的时候，没有忘了掠夺印度的梵文。这些西方人就是，凡是好的就是我的。他们背后的天才，一定要拿到自己家里来。

这个直线进步说是为了配合西方中心论，编造出来的一个学说。它起到了两个作用，一个是贴合了西方蛮族的这种历史，就是说西方蛮族从到了中世纪有了点文化，到了近代成暴发户，进入了文明的极致状态。它确实是一个直线进步的这种状况。所以能够解释它自己这一小搓人的，这一小段时间的历史。这一小搓人，那西欧蛮族没有多少人，一小段历史，就是说，从四五世纪，到今天也不过一千多年，他们成为暴发户也就五百年。主导世界也不过二三百年，都是很少的人，很短暂的事，他们把这个无限外推，推广成全世界的人，整个世界历史的范围。无限外推以后，就起到了诋毁这些古老文明的作用，一方面是贴合了自己的历史，另一方面起到更大作用就是诋毁，诋毁中华文明，诋毁印度的文明。因为在最近这几千年当中，历史都在退步，我们说从大同到小康，然后再到聚乱，是一个不断退步的，近一万年，近五六千年，是一个暂时退的过程。这些东方古老的民族，它越往前是越文明、越美好的，越往后还越衰落了，有些问题了。那在进步观看来，因为西方现在他们占据了主导，西方成为文明的极致，中印的这些文明却带上了野蛮的面貌。那么在直线进步看来，那你现在都这么野蛮，这么落后，那你以前肯定是更落后了。所以这样就大大地诋毁了这些古老文明的历史，起到了一箭双雕的作用，对自己有好处，损人利己的作用。所以这是直线进步说、西方中心论都是很阴险的，很有阴谋性的。

所以我们说近代的文明，已经抑阻了，已经不再推着蛮族的文明了，近现代文明是犹太人主导的文明，所以近现代的主已经是犹太人了。这一帮人是蛮族，他们没野蛮，他们搞阴谋还是没有什么本事的。这犹太人可以说，就是在边地当中，远离文明的边地当中修炼了几千年的一个老妖，所以他们搞阴谋还是很擅长的。假如说中华文明是良知的极致的话，这边就是邪恶和阴谋的极致，正好是两极。中华是正极，他们是负极，犹太文明负极，所有的负面都是从犹太这里生产出来的。希腊不预演，就是希腊的邪恶性远远比不上犹太。本来希腊这个东西就是伪造的，也没那么重要的地位，犹太却是一个真的东西。所以近代的西方文化，为什么这样的难以对付，我们要从蛮人的文明来理解，就不好理解。这个野蛮的民族，不会那么难以对付的，为什么近代西方文明，我们跟他遭遇了以后，我们如此地捉襟见肘，如此地应对失策，就是他已经不是蛮族的文明了，它已经是犹太人，共济会，犹太人搞出来的一个科学教文明，是犹太人搞出来的，所以是犹太人主导的。它是极具阴谋性，极端难以对付的。我们一定要有充分的意识，意识到西方文明，近现代文明的这种阴谋性和邪恶性，不但以最坏的心来揣测他们，我们再也不要用中国人这种天下一体的观念，资产阶级兄弟的观念，我们这种践性文明的这种善良心态，去比方他们了，去想他们了，他们可跟我们不一样，他们是邪恶的极致。

我们想不到的这不可思议的这种邪恶的想法，他们都有。不但以最坏的心去想近代的西方人才行，包括我们现在面对的欧美的文明，都是这样的。

那么西方中心论、进步说，这两个相互配合，向世界倾销，那么西方就成了普世价值了，成了一个唯普世价值了，我们这些真正的普世价值，就暂时地被打压下去了，成了地方性的、落后的文化形态了。

我们看西方的伪史，想象、推理、文学性的补充，一言而蔽之及虚构，一直是西方史学的正道方法，在他掩蔽的书里面，就明确地写到，在很多人的著作里面，很多的史学著作里面都明确地写到，对于那些没有的，但是必须得写的那些，可以合适地推理、补充、想象，也就是虚构是史学的正当方法。西方一直没有史观传统，他们的历史极其散碎，有很多很多的空白，今天要编出一部完整的西方的史，以及世界史来说，它必须得这样做，否则的话，西方就没有历史可言，除了虚构，西方就没有历史。所以他们就实行双重标准，书写自己的历史的时候，对自己的史书作为现实加以接受，但是我们认为，西方的史书，都是小说家演。小说就是在我们十佳里面，还属于野史，小说不是今天的概念，今天是完全被编造的，但是我们古代里面十佳的小说家，其实是野史的意思，所以道听途说，不是今天文学家完全编造的一个东西，是野史。那么我们说西方的史书最多相当于我们的小说家演，所以道听途说，道听途说的野史，没有很大的可信性。

据说在古希腊和罗马存在两个史学传统，一个是写实的，还有一个是写虚的。即使这个写实的，还是这个小说家演，我们就更别说这个写虚的了，因为整个的西方的历史，如此而已，没有我们的信史。所以这样，他们就实行双重标准，还是抬高自己，来打压非西方。因为对自己的文献加以信受，对非西方的文献却一概抹煞。所以考古学也是双重标准，西方的考古学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史书的，是起证明作用的。那么东方的考古学呢，它希望它起的作用却是颠覆这些非西方民族的文献。因为他们把我们的文献一概抹煞掉了，所以西方的主流史学，先是不承认商朝，只承认周朝，因为周朝没法不承认，周朝离得太近了，太不好抹煞掉了。他们不是以地下挖掘为标准吗？地下挖掘出来的商代的遗地，商代文明太明显了，所以他们不得不承认商朝了，但是至今不承认夏朝。那就更无论皇帝、神龙、伏羲了，那更不承认了，认为那都是神话传说，夏朝也不承认，只承认商朝。理由就是没有充分的地下文物的证据。我们搞夏商周三代段代工程，就是在这个圈套里边，用人家的游戏规则，想把自己的历史推到夏朝，勉为其难，我们这样做了，西方的主流历史还是不承认夏朝，至今不承认夏朝。所以说我们要在他们这套话语体系里面，就不得不永远地居于劣势，我们必须得重新地建立话语，走出西方的游戏规则，走出西方的话语，我们要用我们中国话来说中国的事情。如果你在他这个里面，你真的是永远处于捉襟见肘、疲于应付的地位。

那么在史学上，走出西方的规范，走出西方的话语，就是我们要改变史学的标准，对于这种唯重地下发现的史学要加以抛弃，我们建立的史学标准应该是中国信史的文献，以这个作为根本性的标准，地下发掘只能作为辅助性的标准，我们要把它颠倒过来，所以从国开始这种二重证据法，这就是向西方史学标准投降的第一步。后来文献，二重证据法，好像文献跟地下文物还是处于一个平列的位置，后来就更进一步，地下发掘超过了文献，成了第一标准，这就彻底地落入了西方的圈套，我们现在要颠倒过来，以我们中国信史的文献，以及经典的文献为根据。地下的发掘只能作为辅助性的研究方法和标准。

好，首先就是用中华如干和夷夏进退的真实的历史观，这种观念来作为制史的基本框架。就是要走出西方中心论和直线进步说，回复到中华主干和夷夏进退的真实的历史途径中。以真实的历史途径来书写天下的历史。

形式上，要回归正史和编年的体例。其中纪年也非常重要，就是要取消纪年，恢复传统的纪年体例。至今日本、韩国都还保存着传统的纪年，只有中国彻底取消了。也就是说日本、韩国还在实行双轨制，一直在实行双轨制。以他天皇继位的年数来作为纪年的根本，只是一个辅助性的，它实行双轨制。我们从民国的时候，就归一西方了，彻底归一西方了。民国还好，民国还有个民国纪年，是不是？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连这个也取消了，彻底地归一了，这个是非常荒谬的。这体现了我们中国人这种殖民地心态，这种归一西方的心态越来越严重。还有过洋节的问题。

我们昨天从德还洋门口过，看到了一个水果店的门脸上，打出一个条幅，纪念毛主席诞辰121周年，怀念毛主席。这表明人们对毛泽东时代的怀念。

好，回过头来，我们说，如未来的天下正史，体例大体可以照搬原来正史的体例。还是这样，就是以本纪来纪中国，四夷来纪四方之国，用列传来记四方之国。可是我们今天知道的四方之国的情况，包括历史上的情况可能多了，所以我们用填写列传的形式，将所知道的，新知道的这些，原来正史里面没有的，把它补充进去。一个国家再填写一个列传就可以了，所以说新的天下正史的编写，并不是很难。只不过对我们的正史加以补充就可以了。编年史就是在相应的年下，增补新知道的其他国家的事实就行了。

所以天下史的工作，不是很难以原有的框架加一些材料就行了。所以我们中学，就天然地具有统摄天下学术的能力，所以我们用中学来统摄天下学术是很容易的，从史学可见一般，不需要推翻重新建立框架，大部分的工作古人都已经给我们做过了，我们只需要再做一点补充就可以了。

好，下课！

学生：感谢老师！

老师：谢谢大家！